序章 华北事变①爆发前的形势
－日、中在华北的对立
满洲事变②后的形势
日本虽于1932年9月15 日承认了满洲国③，但满洲国内治安状况仍很混乱，需要军方用极大努力进行肃正讨伐。关东军于年末扫荡了呼伦贝尔进人满洲里，1933年平定了热河省，断绝了张学良政权赖以扰乱满洲的根源。
此次热河作战，趁势越过长城线而到达华北地区，5月3l日，关东军与当地中国军之间在塘沽缔结了停战协定(即塘沽协定)。关东军8月由长城线撤军，熄灭了日中之间在华北的战火。根据这一协定，划定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一线以东，北至长城地区，为非武装地带，由中国方面警察机关维持治安。
由此，关东军专心致力于恢复全满的治安，分散部署各兵团，积极展开讨伐作战。
中国方面于6月17 日，成立了以黄郛为委员长的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以河北、察哈尔、山东、山西、绥远及北平、青岛两市为管辖区，处理华北政务。但该委员会软弱无能，对于处理与当地日军及外交官员之间的悬案毫无进展。
本章仅就1932年7月至华北事变爆发期间的形势，特别是对于日本进入华北的情况，国民党政府与中国共产党所持的态度以及相互关系加以概述。
日本基于1932年日满议定书，实际上全面担任了防苏重点的满洲国的国防，急于充实国防力量使之空前强大，并改革军制。但远东的苏联战备急剧扩展，在1933年间，已完全打破了日苏之间的均衡状态。
关东军痛感对苏国防的危险，但正处于讨匪几无宁日的情祝下，致使对苏战备迟延。然而，在这期间，以满洲对抗苏联为背景，笼络内蒙、华北使之与我方采取同一步调的谋略工作，却有迅速的进展。
对内蒙，则策动新兴势力的领导者德王。1935年5月，参谋副长板垣征四郎少将在东乌珠穆沁王府会见德王以后，迅速推进了内蒙的工作。
对华北，由于与南满的治安，经济关系密切，又因在对苏防卫上具有巩固满洲后方的意义，故对之抱有深切的关心。无奈兵力不足，对华北、内蒙只能依靠政治谋略。
塘沽协定后，日中之间逐渐平静。在1934年12月，蒋介石也采取了对日绥靖的新外交政策，恢复了满洲与华北之间的交通、通信、邮政等，形势顿见好转。但另一方面，围绕塘沽协定的实施，纠纷频出，不仅在停战地区内发生扰乱治安的情况，井波及该地区以外。
兹将当时中国的一般形势加以概述。
满洲事变爆发以来，在中国群众之间，民族意识、国民觉悟空前急剧高涨，出现了通过南京政府实现全国统一的强烈要求。1932年1月l日，南京、广东两政府合并成立了统一政府。林森任政府主席.出现了行政院长汪兆铭与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合作的新时代。蒋介石支持汪兆铭的所谓“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外交方针，对日持慎重态度。
1932年1月末，因第十九路军爆发了上海事变④，5月停战。于是，蒋介石为完成国内的统一，再次恢复剿共作战，即第四次围剿，由蒋自任剿共总司令，在汉口设立总司令部，动员60万人的兵力，在6至10月之间，进攻以湖北为中心的三省苏区。
此次剿共作战值得注意之点，是以县为单位组织义勇军，建设公路，对苏区实行经济封锁等。根据过去的经验，国民党政府虽痛感群众及其党的基层组织很不完善，但此时为期已晚，只能依靠县长指挥的义勇军。
剿共军队虽占领了广阔地区，但由于共军采取了回避战术，未能歼灭其主力，而陷于停滞状态。在此期间，江西省瑞金的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在政治方面、军事方面的工作顺利开展，这对蒋介石已成为国内最强大的敌人。
至1933年，日本与中国的紧张情况进一步加剧，中国国内的抗日运动更加激烈，但国共的对立却毫未减弱，相反在1933一1934年之间达到了顶峰。中共在1933年1月发表了抗日三原则，虽主张国内抗日势力有条件的合作，但抗日依然被当作反蒋的从属问题。蒋介石也于同年4月对国府要人演讲时强调主张“安内攘外”。提出只要彻底肃清中共这一“心腹之患”，则治愈日本“癣疥小病”不成间题，将抗日斗争的矛头极力转向剿共。
蒋介石第五次剿共作战，虽因日军对热河作战暂行延缓，但5月塘沽停战协定成立，对日问题告一段落，蒋立即正式进行围剿淮备。此次采取了加强经济封锁、扩充汽车公路，建设包围堡垒等三大玫策。值得注意的是还成立了所谓“别动队”的特务组织，负责督战，收集情报，组织群众、搞阴谋活动等工作。
为此，中共也加强了反围剿的态势。但在中共内部，最高领导权尚未确立，左翼宗派主义倾向的发生，从而削弱了中共的力量。例如，中共对11月建立的高举“反蒋抗日”旗帜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不但未与之合作，反而加以敌视。致使福建军陷于孤立，受到国府陆海空军的总攻击，于1934年1月末覆灭。
第五次剿共作战，在福建事件之后动员了近百万大军，以江西为中心，在福建、湖北、安徽等地迅速展开围剿。中共方面采取了以正规红军为主力的单纯消耗战，因此，被剿共军的物质力量所压倒，4月末，败势已成定局。1934年7月15日，中共号召“北上抗日”，开始逐步突出江西。11月10日瑞金陷落。但在此之前，红军主力已于10月15日夜，开始大规模西迁(长征—译者)。
蒋介石鉴于共军的直接威胁业已减轻，为完成最后的剿共作战及重建濒于崩溃的经济，与日本之间有必要暂时保持休战状态。因此，1934年末开始对日采取绥靖政策。
此时，华中政情十分不稳。以何应钦为首的主张使华北统一于中央的国民政府势力，和拥护河北省主席于学忠的张学良系的抗日势力，推动华北五省的反蒋军阀以谋求华北独立自治的日军势力，彼此之间相互对立，各项工作针锋相对，处于一触即发之势。此时，蒋介石对日绥靖政策所提出的制止排日行动等措施尚未充分实行，而纠纷却不断发生。
1935年1月下旬，宋哲元军之一部侵入热河省丰宁县，于学忠军又于4月侵人停战区内。5月2日两名亲日要人(中国报社社长)在天津被暗杀。同月下旬，孙永勤匪团在热河停战区内扰乱治安。抓住这一机会，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中将进行强硬交涉，要求何应钦改变华北局势。中国方面被迫全面接受了日本方面的要求，6月10日缔结了“梅津—何应钦协定”(何梅协定)。据此协定，中国方面应实行:(一)罢免河北省主席于学忠，(二)从华北撤走宪兵第三团及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政治训练处，(三)撤走河北省党部，(四)于学忠属下五十一军及中央军撤出河北省，(五)解散有害日中邦交的蓝衣社及其它秘密组织，(六)发布禁止全国排日、排外的命令。
在察哈尔方面，自1934年末以来，由于宋哲元军对热河西部的侵犯，在张北不断发生非法逮捕和侮辱口本官宪等事件。关东军派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少将，与察哈尔省代主席秦德纯交涉，于6月27日缔结了“土肥原—秦德纯协定”(秦土协定)，成功地迫使国民党势力从接壤热河省西境的察哈尔省撤走。
上述两协定是为处理塘沽停战协定的善后工作而缔结的，目的是要确保停战协定的施行，其内容则又前进了一步。
华北自治工作的进展
由于上述两协定，华北间题告一段落，但这又成为下次飞跃的基础。
1935年8月，更换了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由多田骏少将到天津接任。当时奉天特务机关长是土肥原贤二少将，关东军参谋副长是板垣征四郎少将，此三人由奉天、新京、天津紧密合作，华北工作进一步飞跃发展。华北工作的意图是由中国方面有志之士成立自治政权，脱离南京束缚，将日满与华北引向亲善状态。因此，这一工作的对象，是察哈尔的宋哲元、济南的韩复渠、山西的阎锡山、河北的商震等华北将领。
首先开展了察哈尔的工作。8月5日在张家口缔结了“松井(源之助—张家口特务机关长)—张允荣协定”，确定口北六县由蒙人保安队担任治安维持工作。同年12月驻扎在察东特别自洽区的李守信军，根据关东军的指示进驻这一地区(察东事件)，迫使宋哲元交出口北六县的行政权。
10月又在察东的香河县揪起了农民自治运动。殷汝耕 (根据塘沽协定设立的蓟密停战区督察专员)于11月24日将停战区22县归其管辖。在通州设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12月26日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宣布脱离中央(南京)实行自治。随着冀东政府的出现，从大连方面向冀东沿岸地区的商品输入频繁起来，因而刺激了国民政府，加深了日中之间的隔阂。
宋哲元在8月末，被任命为平津卫戍司令，第二十九军主力也移防至平津地区。针对这种情况，土肥原少将去天津，策动宋哲元建立新政权。到12月8日.南京政府也承认了河北、察哈尔的自治，确定了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名称，并且赋予该委员会以军事、外交、财政、人事、交通等方面广泛的权力。其管辖区为冀察二省及平津二市，任命宋哲元为委员长。该委员会于同月18日宣告成立。尔后国民政府对上述政权，逐步使之中央化，极力对所有机构施加国民政府的影响。自1933年长城之战以来，拥有抗日运动经验及实力的第二十九军，以执行抗日政策的第一线部队而傲慢自负。因此，以日满华亲善、建立缓冲地带为目的的冀察政权，完全改变了性质。
在陆军中央，正为1933-1934年间以来日苏战备上的均势发生破绽而担心，并且也考虑到将会带来相反的不良影响，极力主张华北自治工作不要操之过急。为此，1936年1月13日，以下列的“华北处理大纲”指示中国驻屯军司令官。这一指示的主要精神是命中国驻屯军担负援助华北自治的任务，而使关东军从主导地位上撤出，华北工作应在幕后逐渐进行。
华北处理大纲 1936年1月13 日
对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的指示:
处理华北之主旨，在于援助其完成以华北民众为中心的自治，使之得以安居乐业，并调整与日满两国的关系，增进相互之间的福利。为此，应支持及诱导新政治机构，以期加强与扩大其机能。
要领
一、自治地区应以华北五省为目标，不能急于扩大地区，按照第二项以下为要领，首先稳步实现冀察二省及平津二市自治，进而使其它三省自行与之合并。对冀察政务委员会的领导，当前应通过宋哲元氏进行之。民众的自治运动凡是公正妥当者，应尽量采纳，逐步实现真正的白治，以确立华北五省自治的基础。
对冀东自治政府，在冀察政务委员会自治能力尚未健全期间，可暂行支持其独立，一俊冀察的自治大体稳定时，再尽快促使合并。
二、自治程度，虽尽可能使之获得广泛的自由，但当前则以不容南京政权有推行反对日满政策的余地为目标，其它则可循序渐进，应遴免急剧要求独立权限等。(以下笔者略)
(三、四项笔者略)
五、对华北的处理，由中国驻屯军司令官负责。其实施原则上应直接以冀察、冀东当局为对象，并坚持以幕后指导为主旨。(以下笔者略)
关东军及华北各机关，应对上述工作给予协助。(以下笔者略)
对此，关东军方面仍很积极，但对于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委员，多委由南京嫡系人物担任的情况甚感失望。另一方面，内蒙工作与华北工作的进展互相结合，加强了德王的政治基础，2月举行蒙古建国会议，5月在德化成立了军政府。
陆军中央部要使关东军完全撒手，但中国驻屯军现在的战斗力极其薄弱，更担心有被四周中国军队轻侮的可能。原来华北驻屯军，是根据“北清事变”协议书⑤设立的。其兵力并无限制，而由缔约国举行会议决定(实际并未举行会议，各国任意施行已成惯例)。于是1936年4月18日中国驻屯军按下列部署，较过去增强兵力约二倍:
中国驻屯军司令部
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司令部
中国驻屯军步兵第一联队
中国驻屯军步兵第二联队
中国驻屯军战车队
中国驻屯军骑兵队
中国驻屯军炮兵联队
中国驻屯军工兵队
改编后，军司令官定为钦命(天皇任命—译者>，5月1日任田代皖一郎中将为中国驻屯军司令官。
1936年5月15日，日本陆军当局发表的谈话中指出，这次兵力增强的目的:(一)华北防共，(二)保护侨民。正当此时东京发生了“二.二六”事件，当局对于治安正感头痛时、北京中共系统抗日团体及学生运动又开始激化，并发生共军力量侵入山西省的情形，引起了激烈的镇压与战斗。
上述日本方面的工作和一系列措施，均被中国方面看作是日军强行侵略的继续，终于加深了反日情绪。
对此，当时驻中国大使馆副武官矶谷廉介少将(后升中将)回忆如下:
“陆军中央部未能采取主动有效的正确领导，而是静观趋势演变，所能做的不过是控制和防止了武力行动而已。由于未能正确掌握全中国统一的现实趋势，依然固执所谓分治合作的老框框，未认识到华北自治工作是如何逆天而行，从而造成了对新中国形势的错误判断。在此情况下，只有暗中期待关东军工作的成功了。
对此，蒋介石认为如日本促进华北自治，势必从根本上造成中国统一的破产，因此，一方面恳诸日方加以制止，同时竭尽一切手段努力加以防范。”
以下概述苏联的对华策略与中国共产党的状况。
1934年秋，丧失了江西根据地的毛泽东、朱德等共军首脑，鉴于内外形势的不利，宣言北上扰日。经过贵州、云南、四川、新疆、甘肃，历时一年有余，到达陕西北部。完成了长征。途中频遭地方武装的堵截及国民党军的追击，粮食缺乏，疾病及掉队者不断出现，加以险峻的地形，恶劣的气候等，历尽难以想象的苦难，到达陕北时，只剩二万余兵员，不过是出发时的十分之一。
由于蒋介石的数次围剿，加以艰难的长征，共军的势力大为削弱。之所以能够避免彻底歼灭，固因共军坚韧情神所致，但也与蒋介石对外问题的处理有关，特别是由于日本对华北的威胁，以致放松了对共军的追击。
在此之前，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在莫斯科召开第七次共产国际会议。会议认为当前之故在于德，日法西斯，其它一切势力均应积极纳入统一战线之中，社会主义革命问题应暂行搁置。会议明确了通过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专心致志地进行斗争。为此，中国共产党决定，首先，在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爪牙所进行的群众武装革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必须成为统一全中国人民的核心。
在召开此次共产国际会议当时，中共中央虽处于长征途中，但在8月1日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所谓八一宣言)⑥，号召结成民族统一战线。
一、为防外敌，停止一切内战，集中所有国力、人力、物力、财力，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战。
二、国民党军队，立即停止对中共红军的攻击，准备对日作战。
三、红军抛弃旧怨，为了救国愿与国民党军队(除蒋介石外)携手合作。
四、不论任何政党、派别、团体、军人、一般人及具有民族意识的青年人，团结奋起粉碎日本及蒋介石的压迫。
五、组织全国性的国防政府，改编红军及抗日义勇军为统一的全国抗日义勇军。
六、中国苏维埃政府和国民党政府与各党派团体、军政机关，共同制定国防政策。
七、在统一的国防政府指导下，组织抗日联军，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夺取最后胜利。
“八一宣言”是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主的中共战术转变的第一步。日本华北工作急速进展，中国抗日运动也在全面展开之际，这一宣言正合时宜。此后，抗日运动发展成为决定中国政局的势力。这可以说是苏联的策路在背后巧妙指导的结果，其目的乃是驱使中国人民，对日本的人侵进行一场所谓民族解放或民族独立的战争。
但是在“八一宣言”时期，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依然存在打倒蒋介石国民党及帝国主义的观点，因而国民党上层分子、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仍被排斥于统一战线之外。
在宣言中，中共初次提倡全面停止内战，号召有民族意识的广泛阶层奋起抗战，其意义实为重大。
中共中央的“抗日第一、国共全面停止内战”的思想，在全党内部普遍贯彻，需要相当时日。1935年12月9日，在天津，北平掀起的学生运劫(要求打倒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波及全国(随后发展成为全国各界救国会)。由于国际形势的转变（日本和中、美、英的对立，德、意的兴起，苏、英、美、中的接近）、国民政府的地位及内部派系关系的变化，使中共的政策从“反蒋抗日”逐步向“联蒋抗日”发展。
1936年2月1日，陕北红军主力大举东渡黄河，拥入山西省。中共在东进宣言中宣称，此举是为了抗日而逼近日军前线的河北省，也是为了打倒与日本妥协的蒋介石，号召立即对日宣战。随后迅速击溃阎锡山军，控制了山西广大地区。但在3月，由于中央军的进击，受到很大损失，5月5日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即五五通电或称回师通电)，从山西撤退。由这一通电开始，才宣布的联蒋抗日。
注:由于蒋介石无视此通电，国共合作未能迅速进展。撤回陕西的红军，努力建立抗日根据地，并继续渗入全国各个抗日组织内部。另一方面，蒋介石在积极准备第六次剿共的同时，5月5日公布了加强蒋介石权限的宪法草案，在国民党政府内更加巩固了蒋介石的地位。
纠纷不断发生
日本为适应世界形势的转变，谋求推进划时代的国防国策，1936年8月7日，决定了“国策基准”、“帝国外交方针”等一系列重要方针。外交方针，为了挫败苏联侵略东亚的企图，首先是针对苏联制订的；与英、美则要增进亲善关系;对华北仍执行下述推进华北分治政策:
当前的施策，鉴于日苏关系的状况，首先应使华北迅速成为反共亲日、亲满的特殊地区，在获得国防资源、扩充交通设施之同时，应使中国全面反对苏联，靠拢日本。这是对华施策的重点。
随后在8月11日，有关各省之间所决定的“对华施策”及“第二次华北处理大纲”中，在以华北自治为目标这一点上，也和“第一次华北处理大纲”相同。所不同者，强调华北分治是为了防苏，并且应在南京政权下实行，此外，对华北的经济开发已进入具体研究的阶段，这些是新政策的特点。
然而这是与国民政府的政策根本冲突的，特别在抗日排日气氛全面急剧高涨的中国现状下，要完成这一任务是极其困难的。
如上所述，日本的华北工作从1935年秋以来，虽有迅速的发展，但与此同时，在中国各地不断发生各种纠纷及对日暴力事件。如1936年8月24日，在四川省成都发生了4名日本新闻记者遭到群众的袭击，两名死亡，两名重伤的成都事件；9月3日，在中国北海(位于广东省西南部、北部湾北岸—译注)发生了惨杀日侨的北海事件；9月9日，在汉口枪杀日本领事馆警察；23日，上海又有海军士兵被枪杀。这时，负责保护华中、华南的日本利益及侨民的海军，态度突然强硬起来，表示了如不及时解决事件，便不惜使用武力的决心。
在华北，7月26日出现了中国士兵侵人丰台的日军兵营进行威吓的事件（第一次丰台事件）。9月18日，中国士兵再次在丰台妨碍日军行进而引起了纠纷（第二次丰台事件）。
11月，各地开始罢工示威游行。首先上海日人经营的纺织工厂的中国工人参加了示威，其中一部形成了暴动，由此激化而演变为抗日运动。通过日方的强烈要求，上海市当局逮捕了救国会及其它抗日团体的领导者和暴徒，对共产党进行了搜捕；由于上海示威怒潮波及青岛，且有逐步加剧的趋势，12月2日各工厂陷人不得不一齐关闭的危机。3日，日本海军陆战队在青岛登陆，进入各工厂布置警戒。
当时在中国方面，蒋介石调中央军陆续北上，大规模动员东北军、西北军，亲自飞往西安、洛阳、太原进行部署，并巩固山东、绥远的防务。同时，为了对共军陕北根据地发动第六次围剿，加强了包围圈。蒋介石这一措施，不单纯是剿灭共军，也是企图对持中立态度的华北各将领加强中央的统治。
绥远事件及西安事变
日中之间的纠纷在中国全境不断发生，远在北方绥远，内蒙军与傅作义军又生战端，这就是绥远事件或绥东事件。该事件发生的经过概况如下:
1935年末，进入察东6县扩大领土的德王，迫切希望早日建立包括察哈尔、绥远、甘肃在内的蒙古国，从而首先开始了对绥远的工作，与傅作义形成对立之势。但是，陆军中央部己于1936年1月的第一次华北大纲中指示，“对内蒙工作，其范围限定于长城以北，且不得波及东部绥远四蒙旗地区”，禁止关东军与傅作义军发生冲突而进行绥远工作。
然而，关东军无视中央指示，根据其参谋田中隆吉中佐等的计划，企图以乌合之众的杂牌军侵入肥沃的绥远省东部的四蒙旗。该地区在1929年以前，曾是察哈尔省的一部分。1936年11月9日，德王向傅作义要求归还该四蒙旗遭到拒绝后。遂于14日按上述预定计划开始了军事行动。
蒋介石调约20余万中央军及非嫡系军北上，采取支援绥远军的姿态。
内蒙军战况趋向不利，特别在11月24日，守备薄弱的百灵庙要冲被占领，遂即导致全面溃败。正当此时，12月12日蒋介石被张学良监禁，发生了西安事变。苦于作战失利的德王，趁机通知绥远军停止军事行动，傅作义当即应允停战。因此，事态未进一步发展，暂时告一段落。
然而，傅作义军的胜利，特别是百灵庙的占领，中国方面进行了夸大宣传，好象关东军已被击破。因而，中国国民在军事上有了自信，激发了抗日气氛的更形高涨。
另一方面，西安事变由于中共的调解，蒋介石与张学良之间得到谅解，蒋介石在12月26日返回南京。
西安事变是中国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重要转折点。事变后，国民政府在表面上虽仍否认转向容共政策，但在1937年1月6日撤销了西安的剿共总司令部。2月27日在西安召开国共停战会议。此后，两军从主要战线开始停战，并逐渐及于各地的游击战区。国民党从2月15日召开第五届三中全会，根据所通过的“根绝赤祸决议案”，虽属极为间接的表现，但是从此开始迈出了国共合作的第一步。在这次大会上，亲日派的失势己明显可见。
中共早在2月10日即向国民党提出包括将抗日统一战线的领导权让与国民政府，停止土地没收政策，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等要点的国共合作方案。在国民党三中全会以后，进入抗日时期的新阶段，提出了加强国内和平，推进抗日战争，争取民主权力等口号。5月3日在延安召开中共全国代表大会，讨论了加紧进行抗日战争与彻底改革准备工作总的政策。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作了总结，号召“为千百万人民大众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奋斗”。
从1936年至1937年，国民政府对全中国的统一有了显著的进展。1936年9月已使西南派屈服，到12月的绥远事件以后，由于中央对华北军阀加强统治及国共合作的实行，国民政府的威令几乎及于全中国。
在日本方面，事前虽认真研究了对华政策，但由干绥远事件的发生，现在已不允许对改变政策有所犹豫。1937年4月16日，决定了新的“对华政策”和“华北指导方案”。这一新政策明确规定了“不要进行华北分治，或打乱中国内政的政治工作”，放弃了过去的华北分治方针。政府开始积极调整日中邦交。这是外交政策的空前转变。
华北形势恶化
此时，在中国当地日中之间的形势，日趋恶化。在华北依然不断发生排日行为。如2月发生非法检查驻张家口副领事及日人事件，2月一4月出现割断张庄、北仑、落岱附近日军军用电话线事件，4月在德州火车站发生监禁日人警察官事件，5月张家口发生对日侨暴行事件和北京的对日本小学校学生暴行事件，6月命令禁止满洲与华北之间的飞机通航以及要求撤销天津日军无线电台等，从而与日本之间的气氛日益险恶。
下面是5、6月间有关华北形势的各种情报。
一、6月8日永津佐比重大佐(参谋本部中国课长)有关中国形势报告之一:
蒋介石政府领导的新生活运动，现已转变为国家军事的总动员运动。他们过分相信自己。因此，必然要出现对日轻侮的行动。当前正想依靠英国充实其军备的财源，井极其关心解散冀东政权。
二、6月9日柴山兼四郎大佐（陆军省军务局军务课长）中国视察报告之一:
当地攻击日军的宣传十分强烈，第二十九军上层人员对日本虽有所理解，但中层以下人员对日抱有强烈反感，约三分之二是抗日派。冀察的一般情形也是如此。
三、6月18日冈本清福中佐(陆军省军务局军事课高级课员)奉命向中国驻屯军重新传达旱已指示过的中央方针，以打通思想，再次告诫，严禁出现类似谋略活动的行为等。其归国报告中有如下一段:
中国驻屯军全然未见有何行动，但根据日中之间反感日深的事实，预料从中国方面可能出现某些挑衅行为。因此，到那时必须有采取断然措施的思想准备。
四、曾任参谋本部作战课课员的井本熊男大尉（后升大佐）的战后回忆:
1937年6月，中国对日空气险恶，加紧准备对日作战的情报频频传来。为防止万一。视察了天津、张家口、包头、大同、大原、石家庄、济南、青岛附近的地形，于6月末返回东京。当时中国官宪严重妨碍视察，时有置身险境之感。特别是在芦沟桥上听取前宋哲元军事顾问樱井德太郎少佐的讲解和视察一般地形时，险些受到中国士兵的拘留。芦沟桥附近日中两军完全处于一触即发之势。
阅读此类报告，华北形势恰如充满可燃性的气体，处于星星之火即可爆发的危险状志，且有极大可能燃烧到中国全土。然而日中两国首脑皆不认为即将发生全面战争，当然更不希望出现此种情况。在此期间，实际上是由于非理性的原因和第三者的煽动（日中双方的强硬分子、阴谋家、煽动者等），而使事态日趋严重。
①日本侵略者最初称“七七事变”为“华北事变”:后又改称“中国事变”，后同。—译者
②日本侵略者称“九一八事变”为“满洲事变”，后同。—译者
③“满洲国”即1932年2月18日，在日本侵略者一手操纵下成立的东北傀儡政权。—译者
④“上海事变”即“一二八”事变，1932年l月28 日，日本侵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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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05-12-23 14:29: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