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各方面的治安肃正工作
方面军按上述第一期计划迸行肃正建设，专心致力于完成治安工作和开发、建设华北，实行了高度分散驻兵和连续不断的讨伐。此外，方面军集结兵力，对肃正重点地区的冀中、山西北部、山西南部进行肃正作战，力图消灭敌根据地。
方面军虽将重点目标指向共军，但从实施的作战目的来看，可以区分为:既有将共军与重庆军分别作为主要对象之时，又有将两者共同作为主要对象之时。另外从作战成果看，重庆军比较容易击败，但要捕捉、消灭采取退避分散战术的共军则极为困难。而且共军更能巧妙地躲过日军的进攻与冲击，使之转向重庆军；或者径自袭击、蚕食重庆方面的势力范围、以扩大其地盘，并组织群众实行扩军工作，逐渐扩大共军势力。
8月20日爆发的“共军百团攻势”的奇袭，给日军以极大打击，从而促使日方重新认识共军，并使以后的治安肃正工作空前加强。以下就山西、山东、河北方面的各军、兵团的状况，依次加以叙述，
山西省南部的肃正作战
主要肃正作战如下：
春季晋南作战(4月17至5月8日)
乡宁作战(5月10日至5月20日)
晋南反击作战(5月15日至6月20日)
一、春季晋南作战(1940年4月17日至5月8日)
1939夏秋时，由于晋东作战和潞安扫荡作战，日军占领了潞安地区，但其南面山地以及中条山脉地区仍在重庆军占领之下,成为其在华北的第一个据点。此外，潞安北面山地为朱德领导下的共军根据地，企图向潞安平原扩张其势力，正与晋南重庆军相对峙。山西省西南部仍为阎锡山指挥的山西军盘踞，但由于共产党的策动，内部发生纠纷。为监视和防止该部动摇，李文率领的重庆中央军约三个师由陕西开进乡宁一带，监督山西军进行作战。
在上述中国军当中，晋南的重庆军抗战意志特别强烈。3月中旬以后，将其一个军从黄河南岸向高平(潞安南约70公里)一带推近。晋南重庆军以卫立煌指挥的中央军约20个师为基干，加上其它10个师，总兵力约为30个师。该军利用险峻的山地构筑坚固阵地，从黄河南岸领取补给。
进入潞安平原的共军，随着重庆军的变更部署而向北部地区后退。该方面国共矛盾表面上保持平静状态。
日方担任山西省防御任务的第一军，于1939年前半年曾得到第三十六、第三十七、第四十一师团和独立混成第九、第十六旅团的加强，但从后半年夏秋起，由于第二十、第一O八、第一O九师团逐次复员回国，其兵力变成三个师团和四个独立混成旅团。军方将第三十七、第四十一师团部署于南部同蒲线地区，第三十六师团部署于潞南地区，另外将独立混成旅团部署于北部地区，分别担任警备。
第一军长期以来企图消灭晋南一带的重庆军，以扩大治安地区。方面军也认为有此必要而将其纳入年度的计划。于是从第十二军及驻蒙军抽出一部兵力配属于第一军，令第三十五师团的一部从清化镇向泽州活动以协助第一军。
第一军命三十七师团攻击运城以南中条山脉的中国军，命第四十一师团从沁水东面、第三十六师团从陵川，高平袭击各自面前的中国军，进占泽州平原，然后搜索歼灭晋南的中国军。第三十七师团4月17日开始进攻，当晚进抵黄河一线。第三十六、第四十一师团20日开始攻击，击败凭据坚固阵地迸行顽抗的中国军，于25日占领泽州。第三十五师团的一部，27日占领天井关(泽州南约15公里)切断敌之退路。
以后，军方即于新占领的平陆(运城南约30公里—黄河河畔)、张马(翼城东南约30公里)，沁水、阳城、泽州驻扎部队，并在其附近进行扫荡，努力扩大治安圈。
在这次作战中，值得注意的特点是:在潞安以南地区的共军，在作战将要开始前，即将地盘让与进入该地的精锐的重庆军、而退避到潞安以北地区。以后，重庆军因遭日军猛攻而败退时，共军则乘机进入沁河一带。
二、乡宁作战(1940年5月10日至5月20日)
5月上旬，由于晋南作战，致使同蒲路沿线地区的警备力量减弱，此时，前述李文指挥的重庆中央军前来袭击，于是在各地展开了激烈战斗。
第一军，决定将山西西南部的中国军在黄河左岸地区予以歼灭，定于5月10日命第三十七，第四十一两师团向乡宁方面进行作战。5月15日，第三十七师团占领乡宁后，由两师团夹击中国军，予以重大打击。军方断定预期目的已大体完成，且因晋南方面情况告急，乃命令两师团自17日开始转回。两师团在返回途中进行扫荡，于20日回到汾河平原。
三、晋南反击作战(1940年5月15日至6月20日)
第一军在上述晋南作战时，判断与我交战的重庆军为19个师2个旅，除夏县东面中条山脉外，晋南一带的重庆军，特别是第十四、二十七、七十一、九十三各军已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为此，授予攻占泽州附近的第三十六师团以奖状。
然而，重庆军始终企图反攻，夺回晋南地区，尽力加速恢复和增强其战斗力，乘乡宁作战日本警备兵力减少之际，在晋南地区积极进行反击。我各警备队以寡兵奋战将其击退。
第一军乘重庆军出击的机会，拟消灭该军以扩大晋南作战成果。当即命令各师团进行反击。第三十六师团在泽州西面及天井关西南地区，第四十一师团在阳城地区，第三十七师团在绛县、夏县、闻喜以东地区，分别击败重庆军，使其反攻企图遭到失败。
第三十七师团地区的警备及治安情况
第三十七师团(师团长:平田健吾中将)自1939年6月中旬接管以运城为中心的晋南17县的防卫任务以来，尽力实行讨伐，加强警备和治安工作，几乎未得一日安宁，期使治安迅速巩固。据该师团的“情况报告”所载，截至1940年7月底治安情况如下:
目前管内敌情，不仅兵力减少到只有大约六万人，而且其作战意志及行动最近表现消极，各师的实际战斗力，相信己显著下降。
师团在作战过程中，相继获得要地。第一线部队向前推进以期扩大占领地区，并且坚决更高度地分散部署兵力，笼络民心，以巩固治安。因此，在管内尤其是平原地区，治安极为稳定，晋南地区的明朗形势深为各地所称道。
其次，回忆在作战中致力于治安工作的成效，当时师团管内处于四面临敌的华北最前线。由于各部队及机关的勤奋，使居民能较快地信赖皇军。居民人数比驻兵初期约增加四成，在东亚新秩序下共同安居乐业的现状，出乎视察者们意料之外。县政也在迅速恢复，我军驻兵之初，县政刚刚就绪的只有9县，而现在已有14县。政治体制大致接近完备并达到行政独立自主的程度。此外，因事变而停顿的一般工业，已得到恢复，并且日趋兴旺。治安状况正在顺利恢复中。
第三十七师团地区尽管处于四面皆敌的险恶条件下，但管内治安仍能顺利好转，其原因之一，认为是由于共军未在此地进行渗透工作。
第三十六师团地区的警备及治安情况
第三十六师团(师团长:舞传男中将)于1939年12月上旬从太原一带移驻潞安地区，与第二十师团换防后，接管了山西省沁县、榆社、武乡、黎城以南、沁河左岸地区的防卫任务。以后，即进行上述肃正作战，努力扩大和充实治安圈。师团对1940年7月末前后关于警备及治安状况所作的《情况报告书》中有如下记载。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共军“百团大战”即将开始前，师团是如何观察共军的。
一、敌情
目前，在师团的作战地区内，八路军所属第一二九师的一部(约2,000人)在襄垣{潞安北约40公里}，潞城(潞安东北约20公里)、黎城(潞安北约40公里)，平顺(潞安东30公里)等县。中央军所属的第二十七军(约8,000人)在陵川附近，第九十三军的一部(2,000—3,000人)在高平以西沁河河谷，仅有小的蠢动，而且由于屡次与我作战，其战斗力均有显著下降。但是，共军第一二九师专门对我交通线进行游击战，其它中央军也正企图转入游击战。敌人的主力逐渐向黄河河畔的济源、垣曲集结，但尚未发现积极行动。
二、师团的配备
师团把警备范围分为四个地区，由步兵团长山内少将指挥的步兵两个联队(步兵第二二二、第二二三联队)、山炮兵一个联队(缺四中队)、野战重炮兵二中队、迫击炮一大队及其它部队担任自高平以南地区的警备，由步兵一个联队及山炮兵一个中队担任自虎享镇(潞安西北约50公里)附近，经潞安至荫城镇(潞安正南偏东约20公里)以南地区的警备，由步兵一个大队及山炮兵一个中队担任以长子(潞安西约30公里)为中心地区的警备，由搜索联队担任以潞城为中心地区的警备，将工兵的主力及山炮兵一个大队及其它部队部署于潞安附近。上述各警备队分驻于约70个地方，并派出大约50个分哨，分布在约500公里之间。
三、治安
由于春季晋南作战与晋南反击作战，管内治安有显著好转。
过去山西东南地区为敌中央军在华北的唯一据点，最近由卫立煌的精锐部队所占据，潞安以北及东北已成朱德率领的共军根据地，其威力已深入民心。由于过去对皇军撤退后的惨祸有深刻的体验，因此，能协助我军领导民众有威望的人很少归来(指1938年日军暂时撤离这一地区时，凡协助日军者均按汉奸论处而被中国军所杀)，以致各项治安工作进展迟缓。后来，由于我军在屡次作战中给了敌人以毁灭性打击，同时进行宣传、宣抚工作，逐步增强了对皇军的信赖，因而各项工作正在顺利展开。
截至今春，从潞安开始，依次设立了潞城、襄垣、长子等县公署，新驻兵地区的泽州、高平也已成立县治安维持会，县政开始恢复。日华军民协力加强中国方面的自卫力量，并将工作重点转向安定民生。目下民心趋于稳定，正在协力维持治安，因而管内洋溢着明朗气氛。
山西西北部的肃正作战(194O年6月6日—7月8口)
山西省西北部是共军一二O师及前发生兵变的山西新军的根据地。第一军在方面军指导下与驻蒙军相配合，企图消灭盘踞在兴县、临县，岢岚及岚县地区的共军，以防止该地区的共产化，并削弱中共在同蒲线北段以东策划的活动。为此，自1940年5月中旬进行了作战准备。
参加此次作战的部队为第一军的独立混成第三、第九、第十六旅团，驻蒙军的谏山、石丸两支队。第一军决定的计划如下：
一、独立混成第三旅团在面对黄河作战开始前，应首先消灭岢岚附近的共军。然后从岢岚附近开往黄河一线作战，与驻蒙军相配合，消灭保德东南地区的共军。
二、独立混成第九旅团应首先消灭岚县附近及交城西面之共军，然后从该地开往黄河一线作战，与独立混成第十六旅团相配合，消灭据守在兴县及临县北部之共军。
三、独立混成第十六旅团应向方山及临县北部地区进行作战，切断岚县及兴县方面之敌向西南方向的退路，与独立混成第九旅团相配合消灭驻在之敌。
根据以上部署，6月6日开始作战，各计伐队在各地击败共军的抵抗，于6月25日前后进入黄河左岸地区，然后返转来对所负责地区进行了扫荡。
参加此次作战的共军约33,320人，遗弃尸体3,418具，俘虏219人;日军死89人，伤79人。此次作战的特点是:共军抵抗的顽强，及伺机对日军进行攻击。
据中共方面的记录，包括此次作战在内，在1940年内山西省西北部的情况如下:
1940年初，晋西北行政公署设立后，在2月1日的第一次行政会议上，制订和公布了促进宪政运动、扩大抗日革命武装力量，改善人民生活等六大施政纲领。
日军为了破坏晋西北新政权的建设，在l940年内进行了春、夏、冬三次空前的大扫荡。
在春季扫荡中，敌人集中12,000余人的兵力，占领了方山、临县、岚县。我军经过38天的激战始将敌击退，并收复上述三县。
6月，敌以两万余人的兵力进行了夏季大扫荡。我军在58天内大小战斗251次，经苦战后粉碎了敌人的扫荡。特别是二十里铺(兴县)、米峪镇(静乐县)的战斗最为激烈。
8月，在百团大战中，第一二O师、山西新军以及地方武装力量，全力以赴参加战斗，进入太原、忻县、崞县、朔县、大同等地后，50天内作战316次，使敌人遭到极大损失。
敌人为了进行报复，立即以两万余人的兵力发动了冬季大扫荡，对晋西北实行了惨酷的“三光政策”。我军经过35天、300余次战斗，终于粉碎了敌人的扫荡。
以上是这一年中第一二O师所进行的四次大的作战。
冀中、冀南及山东的肃正作战
方面军在年度计划的第一期，将关系到打通水路的肃正讨伐地区，选定为津浦、京汉两线中间一带，尤其是冀中地区，并以之作为第一重点地区，实施作战如下:
一、冀中作战(4月11日—5月31日)
方面军于3月23日召开了参加作战兵团的第二十七、第一一O师团及独立混成第十五旅团的会议，然后令各兵团分头准备作战。其设想为:首先对白洋淀(保定东约50公里)附近，继而对滹沱河、滏阳河、子牙河沿岸地区进行扫荡作战、以打通保定水路、石门水路、滏阳水路，然后为确保这些水路继续进行讨伐。
各兵团按照这一计划，从4月11日到16日进行了第一次扫荡作战，自18日到28日进行了第二次扫荡作战，占领各水路要点，以后到5月31日反复连续讨伐，对附近一带进行了肃清扫荡。
在此期间，冀中的共军及土匪虽然只是分散退避，但另方面在西部山地，拒马河河谷及冀东的热河、蒙疆边境、特别是在南口、蓟县方面，共军的策动却活跃起来。所在的警备队对该方面反复进行了讨伐。另外关东军从5月8日至6月12日，接着又在7月28日以后约3个月内，将驻在热河的部队及其它讨伐队调入冀东地区，驻蒙军的独立混成第二旅团也予以策应，与第二十七师团及独立混成第十五旅团相配合，对满、中边境山地方面反复进行了讨伐。
二、冀南作战(1940年6月4日—7月31日)
方面军为实施第二期打通水路的计划，在第十二军司令官饭田贞固中将统一指挥下，令第三十二、第三十五、第一一O师团的各主力部队参加，自6月5日至7月底，对盘踞于河北、河南、山东三省边界附近的共军进行了冀南肃正作战。
首先为了消灭黄河以南的中国军。由第三十二、第三十五师团的各一部自6月4日开始行动，到6日扫荡了东明周围地区的共军根据地。
接着，各兵团讨伐队为了隐匿行动意图，尽量在接近讨伐目标的前方选定出发线，6月10日从东、西、南、北各方面一齐向濮阳分进合击。濮阳周围是冀南共军巩固的根据地。l2日各兵团进入濮阳附近，但共军早已分散逃避。据判断主力似在朝城西北、郓城、钜野一带，等待日军撤退后，相机重返原地。
各兵团在附近一带要地分散部属兵力，直到6月下旬为止，进行了反复扫荡，并且打通了卫河水路。
对此次作战，第十二军作战主任参谋松田正雄大尉曾有以下回忆：
1.作战设想，是根据以往经验，要在当时占据地区的边缘附近悄悄地逐渐开展，缩小包围，各个击破。部署时为了不使敌人漏网，利用飞机放烟雾标出位置，仔细考虑了防止共军脱出包圈的对策。
讨伐的对象固然是共军，但石友三等的部队也在附近。对此，决定凡与重庆系统无明确区别的部队，可不必犹豫一概予以攻击。
2.作战期间，在很多情况下，不能确知各讨伐队的位置，即特殊情报也不能收效。我为了指导战斗，尽量以飞机进行侦察联络。但是，即使发现共军，由于战场极为辽阔，仍然不能及时指挥将其捕获，以致未能取得象样的战果。
3.关于当时第十二军的治安工作:
盘踞在各兵团作战境界附近的共军根据地，军方指定为“灭共地区”，讨伐及治安工作的各项措施，均不受作战境界的约束。在研讨了由当地单一指挥宫统一领导的方法后，白1940年初，部分开始实行。
军方为了使武力战的施策与思想、经济、政治范围的各种施策相得益彰，对于制订全面的治安施策曾经煞费了苦心。然而，由于对共产主义本质的理解及所采取的对策不够充分，同时作为异民族的日军处于孤立地位，加以不能在经济上支援中国，因而不能制订出有效的施策。结局，只有考虑使日军占领地区的居民尽可能得到安居乐业，并以此向群众进行宣传。蒋介石在内战时，为了使共军与人民分离，采取了极端的“空室清野”政策，结果反而召来民众的反感。军方未实行这种政策。
三、山东(鲁西、鲁南)的肃正作战
扫荡陈光支队:1940年4月下旬至5月中旬，第三十二师团的一部及独立混成第十旅团的主力，在鲁西地区对陈光指挥的共军东进纵队进行了扫荡。但是，并未取得显著效果。
扫荡高树勋军:此次扫荡从5月上旬至下旬，与上项作战同时进行。当时共军因受到压迫逐次南下，我军即对鲁西地区苟延残喘的高树勋军进行讨伐，并打击了该军。
鲁南剿共作战:重庆政府的山东省主席沈鸿烈，痛感山东省及苏北、皖北地区共军兵力的迅速扩大，国共矛盾更加深刻，深恐中共势力渗透，因而要求部下积极进行剿共。
第十二军，为了鲁南地区的肃正，命独立混成第五、第六旅团及第三十二师团的一部，自9月中旬到10月上旬，以鲁村为中心，对蒙阴地区的沈鸿烈军及以沂水西南地区为根据地的中共徐向前军，进行彻底的反复战斗，使之四散溃逃。
第三十二师团地区的警备与治安情况
第二十二师团(师团长:木村兵太郎中将)，是1939年3月在第一师团留守部队基础上编成的，5月编入第十二军的战斗序列，在与第一一四师团交接后，担任山西省西半部的防卫和治安肃正任务。另外，独立混成第十旅团以后备各部队为基干，于1939年在华北编成，隶属于第十二军，主要担任胶济、津浦沿线地区的警备。
以后，两兵团负责地区的肃正建设虽逐渐有所进展，但第三十二师团的《情况报告书》有如下的记载:
一、敌情
目下，作战地区内存在的匪团，有正规军，共产党各种部队，杂牌军以及土匪，总数约二万人。这些匪团大部分活动在与邻接兵团作战地区的边界或山地。训练、装备很差，战斗意志不高。特别是由于国共斗争日甚，匪团矛盾也加深，不断出现前来投降者。
然而，最近一部分共军从山西方面进入作战地区，逐渐对蒋系军(匪)进行拉拢或强制合并。对此活动不可忽视。
二、治安肃正工作逐渐恢复，强调治安肃正以讨伐为主。在高度分散部署兵力情况下，不分战斗兵种，断然排除万难，连续进行讨伐。
第二十七师团地区的警备与治安情况
第二十七师团于1938年7月以中国驻屯兵团为基干而编成，是继承40年来中国驻屯军传统的师团。该师团参加攻占武汉战役后，调回华北，于1939年初接替第一一O师团担任河北省东半部的防务。独立混成第七旅团配属于该师团后，担任南部地区的警备。
关于第二十七师团管内及周围的治安状况以及肃正建设的情况，师团长本间雅晴中将在I940年12月1日所作《师团情况报告书》中有如下叙述:
一、敌情
师团管内及周围之敌，为共军、国民党系正规军及杂牌军等。在接管防务时，其兵力约九万人，主力在津海道一带，一部分盘踞在冀东道北部山区，不断进行武装活动。在天津周围，国共双方的各抗日闭团体以英、法租界为根据地，活动频繁，采取暗杀、放火、破坏铁路等各种暴行拢乱治安。因此，在天津以南地区，只能在津浦线两侧数公里之间，勉强保持着艰难的治安状态。但经我连续反复进行果敢讨伐，使敌战斗力逐渐削弱，陆续向西部及南部作战地区的边缘逃避，或四处逃散。至1939年5月底，在管内已见不到有组织的强大匪团存在。
然而，残存的匪群逐渐便衣化，巧妙躲开我军讨伐，转向地下活动。现在正尽力加强及扩大其抗战力量，企图依靠游击战夺回我守备兵力薄弱的乡镇，或策划破坏主要交通线等，其活动愈来愈加阴险顽强。
为此，师团逐步加强和扩充谍报网，训练投降的土匪及中国方面的自卫机关(伪军—译注)，以此为骨干组织多数的特别工作队，对潜伏的匪团进行严格的侦察、剔抉以期将其消灭。同时，各地驻屯部队只要发现匪情，立即出动反复进行猛烈果敢的讨伐，使之彻底覆灭。结果，经过一定时间，敌人的战斗力和战斗意志显著减退，使长期在师团作战境界附近妨害治安肃正工作的主要匪团退至管界以外，或向我投降。管内残存的敌便显著减少，本年四、五月在冀中地区肃正作战告一段落时，敌之兵力不过有2,800人左右。
然而，到今夏青纱帐起，逃到管界以外的匪团重新潜入管内开始蠢动，不断袭击我小的据点、破坏交通、电线等，反复进行游击、破坏活动。此种活动，在8月下旬自百团攻势后至9月中旬最为活获。各防御地区部队以最严密的警戒和果敢的讨伐，终于结束了局部地区敌人的策动。以后，随着农作物的收割，管内进行清扫，敌又重新转向地下活动。
另一方面，以天津英、法租界为中心的抗日分子，由于我方对租界严行隔离，加以日英东京会谈的进展，第二次欧洲大战爆发，英国对日态度的大转变，以及汪精卫的和平运动与去年9月以来蓝衣社干部的数次被检举及投降等原因，抗日活动已被扼止。如今管内治安已有显著进展。
然而，如上所述，随着国民党系匪团的南逃，管内及周围残存之敌，形成一色的共产势力。其赤化及抗日工作，更加隐蔽，活动也更加积极顽强。不仅如此，蒋介石最近也高唱将于冬季攻势中，在河北破坏铁路，袭击乡镇。对此不可有半点疏忽。(以下略—笔者)
二、治安肃正及建设
师团所采取的方针，起初将治安肃正重点放在武力方面，一心想要消灭作战地区内的匪团，以期稳定治安、改进民生，从而实现华北的明朗化，并对长期建设作出贡献。1939年4月以后，彻底实行了高度分散部署兵力，扼住了匪的交通，并且进行了彻底消灭残存匪群的讨伐作战。各部队不断击败多数敌人，正节节获得胜利。但是，正当此时遇到天津租界问题及去年夏季空前大水灾。为了应付这些事件，在长时期内，不能将所属的机动力量分出一部分使用。(以下略—笔者)在本年度，除高粱收割之前匪势仍将活跃一时外。大体上正在按照预定的肃正建设进度进行。在此期间(1939.1.10—1940.11.30)，出发讨伐次数大小合计29,168次，讨伐战斗次数为2,759次，敌参战兵力633,312人，敌遗尸24，476具，缴获步枪20,131支，俘虏4,491人。敌战斗力显著削弱。从而促进了治安肃正工作。另一方面，我忠勇的官兵丧失了649人，负伤1,378人，甚为遗憾。
与武力工作并行的文化政治工作，特别注意争取民众，密切结合肃正讨伐以促进各项工作。首先尽快恢复管内42县的县政，调整及扩充地方自卫组织，确立乡村自治以期安定民生。在各项经济工作中，开发产业、恢复贸易、运输等，以利于物资的流通。此外，整顿、扩充交通通信设施，使讨伐与补给得以顺利进行，并可振兴民间营业。恢复教育机关，普及小学教育，努力诱导纯洁的少年，积极训练青少年，密切军民关系等。经过努力实行这些措施，逐渐收到实效。此外，滦州及沧州地区的模范区工作正在稳步进展。治安、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工作，到今年3月已奠定了基础，现正继续向前发展。鉴于这些措施效果显著，现正向其它各县推广中。
三、英法租界问题
自去年6月14日开始封锁租界以来，一年多严格的隔绝工作，顺利收到效果。受租界掩护的抗日共产分子所祸害的天津及其附近的治安，得到极大改善。被我封锁的英、法租界当局，由于受我严格封锁及国际形势转变的影响，自去年底以来态度大有改变，如今对我提出共同搜索租界内抗日共产分子等要求均已应允。
在经济方面，租界内工商业日趋萧条，内外贸易也因我采取汇兑统一政策及输出输入管理相结合的办法，已形成日商逐步蚕食外商地盘的状态。
租界封锁解除后。师团仍在严密监视租界当局的态度，指导他们协助我建设新秩序。解除封锁后，一度衰颓的该两租界，虽然表面看来恢复了某种程度的繁荣，但师团期望使日人势力尽量向两租界内推进，夺取他们的商权，同时，并尽可能参与其行政权。
如今，我国国力，尤其是皇军的威力深深渗透两租界，特别是我宪兵常驻租界，给英、法人及该租界内的华人以极大威胁。租界内的英国军队自本年8月18日撤出天津，以后租界的警备主要由英工部局义勇队(由英、华人组成)承担，目前似有由美国军队担任警备的趋势。
治安肃正的根本问题在于军队的精锐，但鉴于各部队长期以小部队高度分散部署，经常进行讨伐，因而特别需要保持军纪，风纪，提高教育训练，端正工作态度等。为此，强调克服一切困难，加强监督指导。此外关于官兵的素质问题。该报告书写道:
自去年以来，由于多次的补充和调动，兵员现有人数为11,546人，其中新征入伍者为1,841人。下级士官的1,896人中，新征入伍者有898人，军官中约三分之一为现役军人。
独立混成第十五旅团的治安肃正工作
旅团在1939年8月15日，以第一一四师团为基础在华北编成后，接管了由第一一O师团担任的燕京道地区(涿、固安、房山、良乡、苑平、大兴、昌平，通州、顺义、怀柔、密云、三河、香河、平谷、蓟等县及北京市)的防卫任务，第一任旅团长为南云亲一郎少将。旅团司令部设于北京市内交通大学的校舍。由炮兵大队、工兵中队、通信队驻在北京及其附近担任小地区的警备，独立步兵第七十八大队担任北京西北面、第七十八大队担任北京南面、第七十九大队担任北京西面及西南面、第八十大队担任北京东北面、第八十一大队担任北京东北面及东面各地区的警备。I940年3月会同驻蒙军进行了对东斋堂方面的肃正作战(“ト”号作战)，随后，我驻兵于门头沟及房山西面山地，扩大了两个矿山地区的治安圈。
各警备队根据匪情随时出动，连续数日或十数日反复进行讨伐。在此期间，旅团经常抽出兵力加强其它方面，或按旅团计划进行肃正作战。
旅团长兼任北京防卫司令官，除担任讨伐警备外，并负责政务指导，加以暂时或长期由他指挥的部队众多，需要处理多方面的业务。关于这些实际情况，长谷川美代次少将(后升中将，在任期间为1939.10－1941.8)，在冀中作战终了的1940年5月31日所写的笔记“就任以来约八个月期间的主要感想”中有如下记载：
一、敌匪的蠢动，在所谓粮食青黄不接时期特别显著。对此，各警备队不辞辛苦积极进行讨伐。然而讨匪有如驱赶苍蝇，驱之复至，徒劳无功，需要有这样的精神准备。由于匪的语言风俗与居民相同，他们在得到居民帮助，或强迫居民帮助下，出没无常，并且对当地情况非常熟悉。
二、各警备队要巩固各根据地的防备，不使敌有隙可乘，这样可增大流动兵力积极讨匪。警备队在部署兵力方面，必须考虑兵力的高度分散部署，不致减低其灵活性，以便互相支援。
三、北京周围亦有不少土匪，数十人成群地出没于各地。土匪为其生存而苦害居民。彼等骚扰的地区，匪群大小虽有所不同，但各有自己的地盘为其活动区域。
四、共军在1939年初，盘踞于北京西面的山地，但至同年年底，其势力即向北京北面山地伸张，逐渐向东接近冀察热边境的山地，终于伸展到平原。当然也有一部可由北京西面山地进入东面平原。匪中最顽强而兵力较大、地下工作巧妙的有朱占魁部，该部以涿县、固安(北京南40公里)、大兴县(北京南20公里)为地盘，频频蠢动。包森、单德贵、杨作霖等以蓟县(北京东80公里)，三河(北京东45公里)、平谷(北京东55公里)为其地盘。肖克以西面山地为地盘，黑玉春,郑九如以密云县(北京北65公吸)为地盘，进行活动。
五、上述各匪的装备以步枪为主(新旧杂牌不等)，只有共军有时还使用手榴弹和地雷。
六、为了不让森林多的固安方面之匪易于隐避和逃窜，命平原警备队准备大量的锯，用以采伐树水，以便于了望。同时，限制种植高粱等高杆作物而奖励种麦。因此，在固安县地区到四、五月间麦苗发青，而靠近匪区则可看见地皮(高梁未长起能看到土色)，彼我势力范围能以明显区分，甚至在高杆作物茂盛时期，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平原地区之敌匪挖掘道路改成交通壕，为了做到各村之间的联络和防备我用汽车袭击，更掘开20-30米间隔的横断壕。为此使村民付出极大劳力。
七、北京周围的山地，树木少而岩石多，地皮外露极为险竣。在此通行的道路，多系仅能成单行前进的小道，路而又多露有尖角的石头(因流水冲去砂土所致)，步行极难。当初为了便于山地讨伐而穿用水袜，不但脚疼而且袜底很快磨坏。最后决定改穿军靴，但年岁大的部队长却又感到行动不便。
八、各警备队的防卫，是在部队驻地的四周筑起高墙(利用破坏的房子和砖)和土壕，加高了望楼以便监视，增强防卫力量。因此，匪的经常来袭已显著减少。但是，上述建筑物只能抵御步枪的射击，而不能抵御火炮。
九、对居民的宣抚，使之靠拢日军，尚需下一定工夫。白天匪来，则日军讨伐，日军去，则匪又来，致使居民无论对匪或对日军均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因此在匪情严重的地方，我警备队如有长期驻扎的迹象，则村民即可放心，并与我协力，此种实例不少。由于语言、风俗、习惯不同，在讨匪、宣抚以及各项指导方面有很大障碍。象多田方面军司令官所说的那样:“能使一个中国人信服就能使百万人信服。”真正做到却也困难。
我军如果能严守纪律、风纪，对居民无不正当行为，就能使居民对我敬仰信赖，这是绝对必要的。
十、中国方面的武装，有自卫团、警备队、警防队等。
警防队(司令王铁相与治安部齐燮元上将对立)驻在密云、蓟县等地。时常单独行动，或配合我军，但其实力不大。该队也有携带武器集体逃跑(3月7日在石匣镇约有30人携械逃跑)，及私搞鸦片买卖的情况(以后被重新编成治安军分驻于涿县、固安、平谷、蓟县、顺义、密云等地.与警防队相同)。
十一、关于北京的特殊性
北京是军事、政治、经济的中心，将领、高官、财界要人等往来频繁，每次均须采取措施加以保护，而过往的军队.也不少。为此，由旅团长兼任的北京防卫司令官，除作战任务外，还必须考虑各种应酬、交涉等等公私事务。
此外，尚有多项业务如:为了制订北京市的防卫、防空计划及实施演习，常常要与方面军司令部、宪兵、民团和中国政府进行交涉、谈判.还必须采取措施整顿驻北京军人的风纪，处理“恐怖”事件，以及解决北京市民的食粮问题;又要指挥特务机关及北京兵站事务所，在宣抚工作方面，既要指导县联络员，又要与新民会保持联系;对在乡军人会、国防妇人会、日华青年团、铁道护路队等还要负责教育、指导。此外，在西欧德、意军与英法军的战斗开始后，驻北京的英法军将对意军(为数极少)如何处理问题，也要加以考虑。
以上是日本方面肃正建设的概况。在此时期，中共方面的政治、扩军工作进展速度非常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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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06-2-24 14:26:54
破阵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