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正义的斗争
反动阶级之所以长期地大量地诬蔑张献忠起义军，其根本目的在于，抹煞农民革命的正义性，掩盖他们自己的罪行。张献忠农民军的革命性质，更是必须辨明的。
（一）沉重打击封建统治。张献忠起义军在四川近三年的斗争中，对地主阶级的打击是极为沉重的。地主阶级之所以对张献忠起义军攻击得特别厉害，主要原因也就在此。这里，我们不作全面论述和辨析，只举几个碑文为例，以见其惩治地主阶级、打击封建势力之一斑。
1．道光十七年（一八三七年）《重装明教寺佛象碑》（见图版三）。现存四川省成都市金堂县城厢镇原明教寺（今城厢中学）大殿西侧草坪，碑高二三一、宽九六、厚十三公分。碑文说：“金堂旧有明教寺者，区环平壤，地属通衢，……无何，苍鸱夜叫，枭鸟朝鸣，嗅地戎来，舞天贼至，既夔关之莫保，复剑阁之难支。戈戟如林，大类黄巢之党；蜂烟肆虐，尽成糜竺之家。英雄无用武之区，空城早陷；父老有贪生之意，古刹群奔。讵知兵可逃数不可逃，我能往贼亦能往，披猖到处，和破灶而打翻；搜讨穷时，并净瓶而踢倒。昔日谈经之地，碧血殷红，当年礼佛之门，青磷出没。室非铜柱，掷火难烧？寺住金渊⑴，驱龙使灭？……特是地经兵燹，松柏为之不春；人到禅房，花木因而尽悴。莫睹修罗睒睒，何处皈依，常聆鬼子啾啾，难施忏悔。”
2．乾隆三十七年（一七七二年）《大云顶纪田碑》（见图版四）。现存金堂县同兴公社原云顶寺罗汉堂门口左侧。刻在《乾隆圣旨碑》的碑阴，碑头高六八、碑身高二五四、宽一三八公分。碑文写道：“大云顶山，金邑之古招提，亦蜀郡之大名胜也。间尝考诸志乘，稽之碑碣，不特庄严金碧，甲乎诸山，而辐员更极辽阔。自罹明季兵燹，寺与田荡然无遗。”
以上两通碑石，透露出张献忠起义军攻打金堂县境的一些情况。史载：“崇祯十七年，张献忠纠众入蜀，金堂县适当其冲要。”⑵这支起义军在金堂县烧焚了明教寺的部分殿宇，捣毁了大云顶山上的云顶寺（又叫慈云寺）。⑶对此，碑文反映更为具体。
被地主阶级视为洪水猛兽的张献忠农民军，革命声势磅礴，革命威力强猛，地主阶级惊呼：“戈戟如林，大类黄巢之党”。起义军摧枯拉朽，势如破竹，把地主阶级打得落花流水，以致“夔关之莫保”，“剑阁之难支”。这个地处川中地带金堂县城（当时金堂县城在今城厢镇）里的明教寺，也被革命农民“和破灶而打翻”，“掷火”而烧。僧俗地主纷纷“群奔”逃跑，没跑掉的遂被起义军镇压，“谈经之地，碧血殷红”。座落于军事要地的大云顶山的云顶寺，也被起义军捣毁，“寺与田荡然无遗”，不仅惩杀地主、官僚，还打乱了地主阶级的土地占有关系。
“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被压迫被剥削的农民，怀着满腔阶级仇，拿起刀矛，杀向地主阶级，横扫封建统治，这是正义的斗争，是可歌可颂的大好事。无论地主阶级怎样咒骂和诬蔑，也抹煞不了农民起义的革命性质。
（二）所谓“七杀碑”。在诬蔑张献忠起义军的反动宣传中，“七杀碑”之说颇为流行，如有的书说：“至今成都还留有献忠所主立的‘七杀碑’，上面刻着‘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等字。”⑷“张献忠‘七杀碑’，前在正府街‘古天府’，即成都府衙内（即现在公立医院—原注），此碑现已移至少城民众教育馆陈列。”⑸“张献忠‘七杀碑’，在成都县署内，石碑上有杀杀杀杀杀杀杀七字，献贼书。”⑹在广汉县，也流传过当地亦有一通张献忠的‘七杀碑’。果真是这样的吗？
不错，解放前在成都少城公园里曾陈列过一通有关张献忠的碑石，置放在金石陈列所。此碑“高不及四尺，广约二尺五六寸，谓自成都县署移入，众皆以‘七杀碑’目之”。⑺但是，此碑并非什么“七杀碑”。
一九三五年印行的《一九一一—一九一二年四川的革命》⑻一书留下了这通碑石的照片（见图版五）。此碑碑文已模糊不清，其“陈列说明”（见图版六）写道：“献忠碑，世称之七杀碑。Ⅰ、年代：明末。Ⅱ、来历：运自成都县署。Ⅲ、疑点：碑刻漫灭，仅有残缺之文‘ ’、‘自’、‘ ’，尚可寻绎。其义，‘ ’疑为‘舆’字之下段，‘ ’疑‘思’或‘量’之上段。献忠有六言谕云：‘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七杀碑则为‘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杀杀杀杀杀杀杀’。此碑似非七杀碑，而为六言谕也。”⑼该书还说，这通碑原来锁在成都一个官署的空屋子里，严禁人们接触，还造出迷信，谁摸了它，就要发生大火灾。辛亥革命以后，但懋辛（当时担任四川军政府成都知府）从重庆来成都，住在这个衙门，才把这个屋子打开，允许人们看此碑。后来，杨森在成都时，叫人把它运到原少城公园“展览”。⑽可见，当时就有不少人怀疑此碑为“七杀碑”，而认为它是张献忠的“六言谕”即“圣谕”碑。
至今，在四川省广汉县人民公园内，还存立一通大顺二年（一六四五年）《张献忠圣谕碑》（见图版七）。碑高二一O、宽一00、厚十九公分，正而镌刻精美龙纹。了解这通碑石，有助于弄清所谓“七杀碑”。
该碑碑文是：“圣谕：天有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大顺二年二月十三日。”“大顺”二字有明显的凿痕，只依稀可见。碑阴刻《万人坟碑记》，“万人坟”三字特别突出，立碑年月为“隆武二年仲冬月”，文字大都剥蚀。系南明刽子手杨展镇压张献忠起义军，率兵过汉州（广汉县），搞的一个“万人坟”，并由他撰写碑文。
关于张献忠的“圣谕”及有关碑石，诸书大多记载。《后鉴录》说：“（张献忠）复为伪圣谕，刻石曰：‘天以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是时崇祯十七年十一月。”⑾《蜀碧》说：“初，贼自为圣谕六言云：‘天以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命右相严锡命作注解发明之。刻诸石。”⑿《客滇述》说：“献忠自言亲见天神与语曰：‘天以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遂刊行各州县。再续二语云：‘鬼神明明，自思自量。’即以为‘圣谕碑’。”⒀《鹿樵纪闻》的记载与《客滇述》基本相同，惟“万物”作“百物”，“自思自量”作“自去思忖”。⒁可见，张献忠曾有此“圣谕”，并命“大西”右丞相严锡命作注解，把它印发各州县刻成“圣谕碑”。各书所说“圣谕”的文字有出入，当应以广汉碑为准。
广汉县《张献忠圣谕碑》的发现经过，四十年前曾有一篇文章作过介绍，文章说：一九三四年秋，“有英人董笃宜牧师者，因寻访景教遗迹，遍游（广汉）城之四郊。一日，偶于附郭一茅屋墙壁中发现一碑，式甚奇古。”后知为张献忠碑，“设法运至城内公园保存。此碑高凡市尺六尺二寸，广三尺。”⒂最近，我们又到广汉进行了调查访问。据广汉县城郊公社六大队六队的干部和老年社员介绍，该队境内今县农机厂地，原名“乱葬坟”，占地约七、八亩，中有一坑叫“万人坑”，是过去杀人的地方。此地在广汉县县城西门外约一华里，小地名洗脚桥。“五十多年前，在紧靠‘万人坑’的东南侧洗脚桥处，有十多间铺面，为广汉出西门通成都大道经过之地。这里立有五道碑坊，路两旁还有许多石碑。这些铺面中，有一个叫王卖面的面食铺（背靠万人坑、面向大道）的左侧墙外，立有一通石碑，人们叫‘七杀碑’，说是张献忠杀了人，立这通碑可以避邪。后来，因为大道铺三合土、改修马路，几次退街，铺面迁走了，这通碑也挖走了，听说抬到县城公园去了。”这一介绍很重要。《（嘉庆）汉州志》说：“万人坟，治西半里许。”⒃《（同治）续汉州志》也说：“万人坟，在州之西。杨将军展擒献贼过此，见白骨累累，遂痤之。后人以‘万人坟’呼之。”⒄上述介绍与地方志所云的方位、里程相合，惟‘万人坟’改叫‘万人坑’，可能是民国初年广汉县官于此杀人，弃尸于“乱葬坟”中一坑，并呼此坑为“万人坑”，而“万人坟”则称为“乱葬坟”。介绍既说该碑为“七杀碑”，后又运到广汉公园，当就是现存的《张献忠圣谕碑》。碑文证明，所谓“七杀碑”之说，全系无稽之谈；在张献忠的“圣偷”中，一个“杀”字也没有。显然，说它是“七杀碑”，完全是出于地主阶级的反动宣传。
为什么在该碑碑阴又出现《万人坟碑记》这样的诬蔑文字呢？据载，大顺三年（清顺治三年、南明隆武二年、一六四六年）八月，张献忠自成都撤出北上。南明刽子手杨展“急引兵追之，至汉州，贼已远去，因尽收暴莽骸骨丛葬焉”，⒅呼之为“万人坟”，杨展还撰碑记刻于石，《汉州志》录此碑文：“予奉命平寇，提兵过此，痛彼白骨，覆以黄壤，爰题曰万人坟，……是用立石。挂平寇将军印左都督杨展题。”⒆碑文说立于“隆武二年仲冬月”，当是在广汉《张献忠圣谕碑》立碑后一年多时间。按照《蜀碧》记载，张献忠曾叫右承相严锡命为他的“圣谕六言”“作注解发明之”，“刻诸石”，则很可能该碑碑阴原来的文字，就是严锡命的注解。到隆武二年十一月，杨展在广汉搞了一个“万人坟”，遂用这块碑石，磨去碑阴文字，刻上《万人坟碑记》。⒇同时，保留了该碑正面的“圣谕六言”，立在“万人坟”前当大道处。其目的在于用鲜明对比的手法，形象地诬蔑所谓“累累白骨”是农民义军杀人的结果。张献忠曾命令把他的“六言圣谕”刊行各州县，立石刻碑，则当时农民军控制的州县都曾刻立“圣谕碑”，广汉碑就是例证。但是，其他州县的“圣谕”碑未见发现，而只见广汉碑，其原因是明显的。因为广汉《张献忠圣谕碑》碑阴有《万人坟碑记》，反动阶级可以利用来进行形象的对比的诬蔑农民军的宣传，作为张献忠“屠蜀”的“物证”。然而，事与愿违，《张献忠圣谕碑》这件珍贵文物，不仅得以保存下来，更成为了批驳地主阶级反动宣传的有力物证。它清楚地表明：这通碑并非‘七杀碑’，而且碑文也没有一个“杀”字。同时，也是我们研究张献忠的思想的一件重要资料。
再回头看成都的那通《献忠碑》，可以肯定不是什么“七杀碑”，而是与广汉碑一样，是张献忠的“圣谕”碑。因为，第一，世传所谓“七杀碑”的碑文，没有“鬼神明明，自思自量”八个字，但这通碑的残存文字却有一个完整的“自”字，显然是张献忠的“圣谕六言”。第二，“七杀碑”的捏造者说，七个“杀”字是“献贼书”，也是张献忠的“圣谕”，更是毫无根据。查考文献，并没有所谓张献忠的七个“杀”字的“圣谕”。第三，这通碑既存于成都县署内，也与张献忠命把他的“六言圣谕”刊印各州县刻石的记载相符合。因为此碑并无“杀”字，地主阶级遂藏之于空屋，造出接触它要发生大火灾的谣言，不让人看。同时，又利用其碑文剥蚀，杜撰“七杀”文字，用以诬蔑张献忠起义军。如斯而已，岂有他哉。退一步说，纵使有“七杀”文字的碑石，也不过是地主阶级的杜撰或伪造。
（三）起义军与四川人民。张献忠起义军在四川近三年的激烈斗争中，清楚地表明它的农民军的革命本质，它严厉打击地主阶级，注意保护人民。
张献忠农民军是相当注意纪律的。一六四四年，起义军自重庆向成都进发，张献忠明确宣布：“归诚则草木不动，抗拒则老幼不留”。(21)一路上先行招降牌招降各地，不降才发兵进攻。《张献忠屠蜀记》中，还有一个起义军攻泸州的檄文，檄文说：“奉天行道，澄清川岳，大西王张谕：……大兵一出，州县立破。所有倡首逆臣、附逆缙绅，自当搜解讯办，以警倣（效）尤。其余胁从附乱之人，果能自新，一律免死。至于市居良民，不甘附逆，困陷城中无力自拔者，如有损伤，亦当从优抚恤。仰尔军民人等，各安生业，勿得惊惶自扰。凡我军士，如有借故滋扰，株连良民，及其他淫掠不法情事者，并准受害之家明密指控，各都督营将，务须从严查办，赔偿损害。如有处理不公处，孤必执法以绳，决无姑息。……”(22)起义军还明令全川各州县，“但能杀王府、乡绅，封府库以待，则秋毫无犯。”(23)这个檄文，不知作者据自何书，但它确乎是起义军注意纪律的一个说明和反映。
更有保存至今的大顺二年（一六四五年）《大西駮骑营都督府刘禁约碑》（见图版八），真字实迹，是张献忠起义军注意纪律的铁证。碑文说：“大西駮骑营都督府刘禁约。〔缺〕本府秉公奉法，号令森严，务期兵民守分相安，断不虚假，仰各驿铺〔缺〕约法数章，如有犯者，照约正法。特示。一、不许未奉府部明文，擅自招兵。扰害地方者，许彼地士民，解锁军前正法。如容隐不举，一体连坐。一、不许往来差 并闲散员役，擅动铺递马匹、兵夫，查出捆打。一、不许坐守地方武职，擅受民词，违者参处。一、不许假借天兵名色扰害地方，该管地方官查实申报以凭枭首。一、不许无赖棍徒投入营中，擅辄具词诈告，妄害良民，违者捆打。一、不许守口文武官员擅娶本土妇女为妻妾，如违参究。大顺贰年叁月日。”这是“大西”农民政权建立之后，张献忠所辖一个都督府的禁约。可以看出起义军的纪律是严格的，它明文规定了许多禁令，特别强调不许“扰害地方”、“妄害良民”，突出地表明了农民起义军的阶级本色和革命性质。试问，这样的军队怎么会“逢人则杀”呢！
事实也是如此。张献忠起义军对地主阶级严厉镇压，对人民群众却是注意保护的。特别是对于广大贫苦农民，完全以兄弟相待，每到一地，开仓济贫，为劳动人民伸冤雪恨。这点，就是地主阶级的书史也不得不承认，他们说：“利于贼者，无聊穷人、背主黠仆，贼与此常气味相投。”(24)奴仆、佃农们“戕灭其主，起而相应”，迎接起义军。(25)正因为这样，起义军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如新都县明朝知县，“挂印于堂”，“邃迹于田间”，被县民押解起义军大营。(26)许多劳苦人民纷纷参加起义军，张献忠曾说．在四川“应募入伍者，尚不下数万”。(27)试问，如果它是一支“逢人则杀”的军队，又怎么能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
同地主阶级的咒骂、诬蔑、攻击相反，广大人民对张献忠起义军是欢迎、拥护和支持的。张献忠牺牲以后，地主阶级千方百计把他诬成青面獠牙的“杀人魔王”，十恶不赦的罪人，然而，广大人民却把他看作农民的领袖，为他塑像，以示崇敬和怀念。现今存于四川省梓潼县七曲山原文昌宫内风洞楼的《除毁贼像碑记》（乾隆七年、一七四二年），就是明证。该碑（见图版九）高一三三、宽七三、厚一0公分。全文如下：“梓潼文昌忠孝神祗，故千秋禋祀。余洪德，山左人也，来令绵竹。向闻罗江令李公名德瀚者谓，神祠中有绿袍金脸，乃残贼张献忠像也，每悔其未曾除去。盖因贼杀戮至此，见神家堂对联有字适符贼之姓名，故僭冒神族，不敢杀左右民，民畏而媚之，塑像于兹，妄亦甚矣。相衍日久，随昧而不毁，已愚之至矣。复谬为之说曰，此即文昌化像也，又何其侮慢神祗之极乎！余奉上宪之委，协平梓潼道路，搜至风洞楼上，见其绿袍金脸，狞恶狠状，大不类神，其为贼像无疑。思以忠孝神祠，而侧此污秽，实大不敬，乃道之不平者。若不速为平除，无怪乎年年啯噜匪类假借神会，聚集谒之，求伊冥佑，相谋而为恶也。急明于本州宪杜讳 ，命役万段其像，以正贼大逆不道毒害生民之罪。更焚而弃于道路之间，使来往乘畜践而溺之，以泄人忿，以除淫祀，以净神宇，以正风化。使人人皆知乱臣贼子，残忍独贼，虽千百年后遗留尸像，犹不免于诛戮，可不猛省而相劝为忠臣孝子，以游于尧天舜日之中乎。为此晓喻，咸使知闻。大清乾隆柒年岁次壬戌孟春谷旦。直隶绵州知州聊城安洪德撰勒石。”
在《（咸丰）梓潼县志》上，还有一段有关文字，即梓州知州王成彦撰写的《毁张献忠遗像记》，其中说道：“呜呼！逆贼漏网于今几百年矣。当其窃神位，乱禋祀，愚夫愚妇之所祷祝而骇汙洁，洗腆而供粲盛者。触（独）以我公（按指安洪德）浩气，碎肤盬脑，所以殄凶残于既在，示鉴戒于将来。”(28)
安洪德在乾隆二年（一七四二年）任绵竹县令，乾隆七年任绵州知州，(29)毁张献忠像是在他任绵竹县令任内。梓潼县城北三十里的七曲山（又名九曲山），很早以来就有文昌灵应祠（即文昌帝君庙、文昌宫），祭祀的主神是张亚子。大顺元年十月张献忠率军去川北，路过梓潼，“仰视文昌庙曰：‘此吾祖也，吾祖助我。’乃上张亚子尊号曰始祖高皇帝。”(30)“速命建太庙。归而落成。”(31)张献忠把文昌庙作为自己的家庙，并命令当地裴、贾二姓为“司香户”。后来，当地人民就在文昌庙的风洞楼塑起一尊张献忠的像。(32)碑文所说“民畏而媚之（按应读为‘民敬而爱之’），塑像于此，……相衍日久，随昧而不毁”，也证实了这尊像是人民塑起来的。而且，这尊塑像直至乾隆初年才被反动官府发现和毁去，已经距离张献忠牺牲之年（一六四六年）九十多年了。可见，人民群众对农民起义领袖的爱戴和缅怀。这同地主阶级打毁张献忠塑像，“焚而弃于道路之间，使往来乘畜践而溺之”，以及对张献忠的种种恶毒诬蔑，迥然不同。如果张献忠起义军不是代表当时农民的利益，人民会这样对待他吗？在安洪德毁了张献忠塑像之后不久，人民群众又在风洞楼重建了一尊张献忠的塑像。(33)还把七曲山叫做“太庙山”，以后为了遮掩反动派的耳目，又改叫“大庙山”。可见，尽管反动派如何进行反动宣传，诬蔑张献忠农民军，然而广大人民心里是有数的。
不仅如此，在近一百年的长时间里，当地的一些革命农民，还把风洞楼作为他们团聚群众的场所，把张献忠的塑像作为他们发动武装起义的精神力量。碑文谈到的名叫“啯噜子”(34)的农民武装，在风洞楼张献忠塑像前，“假借神会，聚集谒之，求伊（指张献忠）冥佑，相谋而为恶也。”一位反抗地主阶级统治的农民领袖，这就是人民心目中的张献忠。
注：
⑴嘉庆《大清一统志》卷三八五和民国十年《金堂县续志》说，怀安故城在金堂县东南，晋义熙末于此置金渊戍，西魏置金渊县，并置金渊郡。唐武德元年因避李渊讳改名金水县。宋乾德五年置怀安军，元至元十三年升为怀州，以金水县并入，二十七年并入金堂县。又说，金水戍因界有水出金沙，故名。”
⑵《金堂县乡土志》卷一《兵事录》
⑶嘉庆《金堂县志》卷三（山川》下
⑷柳定生：《四川历史》（一九四O年出版）第六五页
⑸周芷颖：《新成都》（一九四三年出版）第二一九页
⑹《成都通览》第一卷（一九O九年出版）《古迹》
⑺林名均：《四川张献忠碑记》，载《逸经》第三三期（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五日出版）
⑻S·C·YANG（杨少荃）：《THE REVOLUTION IN SZECHWAN，1911-1912》。《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抽印本（1935年）
⑼S·C·YANG,《THE REVOLUTION IN SZECHWAN,1911—1912》P.20-22图版：“The Chang Hsien-Chong Stone Tablet of 1628,in the Public Park,Chengtu.”“The original inscription on the Chang Hsien-Chong tablet,Chengru.”
⑽同上书，第二四—二五页
⑾《后鉴录》卷六
⑿《蜀碧》卷三
⒀《客滇述》
⒁《鹿樵纪闻》卷中
⒂林名均《四川张献忠碑记》，载《逸经》第三三期（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五日出版）
⒃嘉庆《汉州志》卷三O下《陵墓》
⒄同治《续汉州志》卷十九《古迹》
⒅《蜀碧》卷三
⒆嘉庆《汉州志》卷三十下《陵墓》
⒇《张献忠屠蜀记》也有此说，它写道杨展在广汉时，其部下齐联芳一面督众埋骨，一面搜寻平石刻碑，仓皇不得碑石。恰寻着去年春间汉州官镌刻的张献忠圣谕碑一座，背面镌的严锡命注解之文，雕刻甚浅。便命将这碑阴磨平作正，镌上（杨）展文，立在万人坟前而去。”（见该书下册第二二三页）
(21)《滟滪囊》卷二
(22)《张献忠屠蜀记》上册第九五—九六页
(23)《平寇志》卷十一
(24)《滟滪囊》卷一
(25)《蜀碧》卷四
(26)《蜀记》
(27)《纪事略》
(28)咸丰《梓潼县志》卷五《艺文》
(29)同治《绵州志》卷二五《表》上、下
(30)《后鉴录》卷六
(31)《蜀龟鉴》卷二
(32)《蜀龟鉴》卷三
(33)中共梓潼县委宣传部和四川师范学院的同志曾作过实地调查。此处系根据他们的情况介绍。
(34)“啯噜子”，又写作“国鲁子”，是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四川人民的武装斗争组织之一，后来成为川、楚白莲教农民起义的重要武装力量之一。魏源《圣武记》卷九载：“初，四川有啯匪，……啯匪者，金川之役，官兵溃于木果木，其逃卒之无归者，与失业失役、无赖悍民，散匿川东北，……及官捕急，则以白莲教为逋逃薮。”碑文所说的“啯噜子”，是泛指起义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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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阵子
Post By：2006-8-24 9:17: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