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转帖]论天国和曾国藩们的是是非非

（上）太平天国不是邪教 淡月梅花 -------------------------------------------------------------------------------- ■双重标准下的“邪教” 有网友言：“洪秀全等人自己奢侈靡烂，勾心斗角，却让大众坚韧忠实，吃苦耐劳，还拆散家庭，禁止夫妻骨肉团聚，并动用点天灯等种种酷刑对待稍微有一点差错的部下，南京城被清军攻破时，又鼓惑数千人集体自焚，而那些大头目们却夺路逃命，那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最令人发指的邪教。”“是邪教就是邪教，即使披上革命、起义的华丽外套，骨子里的愚昧、残忍、腐朽、落后也终究掩饰不住的。曾国藩，有人说他一代完人或许过火了些，但他的光彩是永远无法用污水和政治帽子抹杀的。”“如果一个组织看起来象邪教，做起事来象邪教，那么它就是邪教。” 梅花以为，对太平天国的评价存在争议是正常的，只要各有确凿的论据，坚持客观的态度。但太平天国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最令人发指的邪教”这样的结论，竟凭如此“论据”即能推出，梅花只能评之以“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而“是邪教就是邪教”云云，与古今“是欺君就是欺君”，“是反动就是反动”之类，分明是一种声音，梅花不得不予以驳斥。 太平天国定都于南京后，各王及许多将领生活不再俭朴，特别是洪秀全，把一国之事交给杨秀清，自己则深居宫中，与妻妾纵情享乐，说他生活“奢侈靡烂”完全客观。史载，天王府四周“几及十里”，而杨秀清的东王府亦周围六七里，“穷极工巧，以耀同俦”。但是，这是其为邪教的论据吗？清朝帝王哪个不是妻妾成群，几个不是奢侈无比？同治是得什么病死的？天王府能与圆明园、颐和园相提并论吗？这些事情发生在清廷就不是邪教的证明了吗？ 据清史稿记载，“其（太平天国）宗教制度，半效西洋。日登高殿，集众演说，与人民以自由权，解妇人拘束。定伪律六十二条，最为惨酷。”关于天国的主要纲领和制度，梅花后面将专门陈述。太平天国确实曾写下过将夫妇同宿也处以死刑的残酷之事，虽然在后期予以修正。但必须指出的是，男兵女兵（当然不是有一定军衔的官/将）服役时不能成婚/同居在现代军队中也是常态。天国律法中的“点天灯”当然也是残酷无比的刑罚，而清政府的凌迟(“磔”），是把死刑犯人活活零割碎剐至死的酷刑，又哪里多哪怕一点点仁慈呢？请问据此可以说清政府是邪教吗？清朝从历代皇帝到群臣包括康雍乾是邪教徒吗？并且，太平天国并无清朝的可能是“世界历史上最令人发指的”株灭九族的法律，却被指责为“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最令人发指的邪教”，依据何在？ 在《清史稿洪秀全传》里，梅花没有找到（虽然估计也应有）太平军活捉到清将如何“磔之”或点天灯的行为，却找到清军方面以下纪录： “擒伪天德王洪大全，槛送京师，磔之市。” “生擒李开芳（天国北伐主将），磔之。” “林启荣、李兴隆（天国九江守将）均败死，磔其尸。” “擒悍目蓝承宣，向扰害蕲、黄者，寸磔之。” “生擒伪翼王石达开，磔於市。” “陈坤书（天国护王）凌迟处死，枭示东门。” “搜掘洪秀全尸於伪宫，戮而焚之。” 再看看太平军一方。被太平军捉到后不肯降的清军将领，无疑是要被杀的，但如何被杀，其记载几乎全是“死之”，未见如清军对太平诸将那样使用残酷手段。如“巡检张镛不屈死”,“巡抚蒋文庆死之”等等。 而以下两事更足以说明问题。 “（陈）玉成由六合犯庐州，布政使李孟群被执，不屈，死之。”陈玉成请旨将李孟群处斩前，曾派陈得才（即后来受玉成指派北上与赖文光等联合捻军抗清者）前去劝降，李孟群说："胜败是军家之常，今天事已至此，我还有什么话可讲？上对青天，下对黄土，中间是良心，务必要说实话。假如我将英王生擒，他能甘心投降吗？如果他能投降我，我就投降他，万万不应该作违心之论。"临刑之前，李孟群提出自己虽甘心受死，但还有一个亲兄弟李孟平也被太平军抓住，请求英王放了他。陈玉成立即在俘虏中查出李孟平，送回老家。 “（李）秀成命力士溷入我军（清军）溃卒中，猝击（张）国梁，（张国梁）被创大呼，入尹公桥下而死。秀成入丹阳，命收国梁尸，曰："两国交兵，各忠其事。生虽为敌，死尚可为仇乎？"以礼葬之下宝塔。” 李秀成陈玉成等虽才干出众，也读书识字，但在某些网友眼中，与保卫大清、捍卫名教（即儒教）的高级“知识分子”曾国藩们相比，他们既是太平天国这一“邪教”的主要成员，当然也不像曾国藩们“能代表中国历史前进方向”。可是，梅花要问，比之坚信“人死不可为仇”的邪教徒李秀成们，那些不但常常将活人虐杀，连敌人的尸体也不放过的清军们，就不像“被邪教洗了脑”的？就没有“骨子里的愚昧、残忍、腐朽、落后”吗？清军“是邪教就是邪教”吗？ “（太平军）自去岁屡战屡败，各城精锐散亡不下十万。今年春夏间窜皖北，我军（清军）截杀解散又十数万。其自九洑洲过江，仅存四五万人。秀全惊惶失措，赖秀成回江宁（南京）主持守局；而秀成以苏州为分地，事急回援。今巢穴已失，党羽又孤，踉跄而走，随行仅两万余人，欲赴金陵，解围无术。力劝秀全突围上窜回粤，以图再举。” “（曾）国荃令闭门（南京城门）封缺口，搜杀三日，毙寇十余万，凡伪王以下大小酋目约三千馀。最后城西北隅清凉山伏寇数千出与官军死战，卒歼之。其伪天王府妇女多自缢，及溺城河而死。” 先不说太平军守军共多少，战至城破时只剩多少，"毙寇十余万"几多为寇、几多为民，也不讨论谁才是“赞美恐怖的愤青”这样的问题，以上这段记载便是网友所谓的“南京城被清军攻破时，又鼓惑数千人集体自焚，而那些大头目们却夺路逃命”的事件罢？不说自缢、自溺和自焚的区别，古今中外在城破之际，不但年青女子自杀的常有，官吏、文弱男子和老人自杀的也常有，均是出于不愿或害怕遭破城军队凌辱、报复或残杀的目的，何独天国女子便是受鼓惑的邪恶行为呢？曾国藩和他的部将自杀未成和成功过多少次了？还有在战乱中被迫自杀的百姓和双方官员，这也算邪教行为吗？洪秀全在城破一个多月前已病死（一说自杀），他在生前拒绝了李秀成“让城别走”的建议，根本不曾“夺路逃命”。 李秀成大约算是“夺路而逃”了，他让马给幼主被清军捉到，这也能算邪教行为吗？曾国藩们从太平军刀下逃命几次了？清帝们慈禧们等最高头目们为躲洋人逃命几回了？别告诉梅花那是什么冠冕堂皇的“避暑”、“西幸”。至于“政治帽子”，邪教不是其中一类吗？国父孙中山曾自称为“洪秀全第二”，并于1902年为刘成禺撰写的《太平天国战史》作序，网友该当做何联想？ ■邪教惑人还是官逼民反？ 清朝在鸦片战争前即有白莲教暴动、苗人暴动、林清暴动、回部张格尔暴动等。鸦片战争战败后，中国鸦片更加泛滥，许多城市里烟馆林立。鸦片源源输入造成大量白银外流，银贵钱贱。1820年前，一两白银约值1000文铜钱，而到1845年，则值2000多文。清政府为了支付高达2800万元的战争赔款和赎城费，弥补由于鸦片大量输入而造成的财政亏空，加紧横征暴敛，增加税收一至三倍以上。百姓为了交纳赋税，要把手中的铜钱换成银两，无数人家倾家荡产。鸦片战争后十年间，黄河、长江流域连续发生水旱灾害，两广地区除了水旱灾害外，还有蝗灾。 太平天国从1851年金田起义，到1864年天京陷落，历时14年，纵横18省，若说那么多参加太平天国的民众都是被邪教裹胁欺骗或就是邪教徒，怎能服人？真正的主因是清政府的腐朽无能残酷盘剥加之不断的天灾，逼得老百姓活不下去，不得不反！ 天国初期，1853年，法国公使布尔布隆在天京晋见洪秀全，看到安定的社会秩序和太平军严格的纪律，极为惊异。天国末期，1861年，英国参赞巴夏礼在黄州会晤陈玉成之后写道：“我在城门见到了英王的告示，内容是保护人民，并劝人民来此和军队贸易，再有一告示则是自该日起禁止士兵潜行乡间，劫掠民物。再有一告示张贴在两名叛军（太平军）首级旁，内称这两名兵士因为在军队收集粮食时，抢劫了人民的衣物，而被枭首云云。” 这是邪教行为吗？这说明太平天国为邪教吗？ 容闳后来回忆说：“日间所见种种惨状，时时缠绕于予脑筋中，愤懑之极，乃深恶满人之无状，而许太平天国之举动为正当”，“予意当时即无洪秀全，中国亦必不能免于革命”（容闳：《西学东渐记》）。容闳是中国近代最早自费留美的大学毕业生。他回国六年后，曾经在天国末期到达天京，并呆了一个月，此时天国“殆无有造新中国之能力”，容闳改投曾国藩以实现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列”的抱负。之后，因积极参加戊戌变法被清廷搜捕，逃离北京，在上海组织“中国议会”。失败后，在亡命日本的船上巧遇孙中山，最终成为推翻满清，建立共和的拥护者（参见张兰馨2000年9月14日在《大教育时代》的文章）。美国人费正清则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表示：“出现这次动乱的背景是人口压力，它使生产更无保障，使人民大众易受旱、涝、饥、疫之灾。” 最具有说服力的话出自约六十年前的英使马戛尔尼，他于乾隆时来中国，在观察了清政府的所作所为后，做出了“鞑靼王朝将继续压制人民，并将发生变乱”的准确预言。 ■没有实现的理想 太平天国有自己的纲领、制度和理想。 金田起义后，太平军以杨秀清、萧朝贵的名义发布《奉天讨胡檄》，表明欲“肃清胡氛，同享太平之乐”的反满清宗旨。“秀全既破金陵，遂建伪都，拥精兵六十余万。群上颂称明代后嗣，首谒明太祖陵，举行祀典。其祝词曰：不肖子孙洪秀全得光复我大明先帝南部疆土，登极南京，一遵洪武元年祖制。”（《清史稿》） 太平天国还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不论男女按人头分地，生活资料都归国有，但这个纲领提出的是平均主义制度，并不现实，在实际操作中未能、也不可能全面推行下去，天国政权特别是后期，基本实行“照旧交粮纳税”的政策。 1859年（清咸丰九年），刚来到南京的洪仁干，为把太平天国建设成一个能与“番人并雄”的新世界，提出了近代中国第一个向西方学习、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政纲《资政新篇》。其内容主要有：“权归于一，以法治国；广开言路，上下情通。各省设新闻官，听取社会舆论；设投票箱，公举官吏。效法西方，兴办工矿交通和金融事业；准许私人投资，雇佣劳动；奖励民间制造器皿技艺，准其专利自售；中外自由通商，平等往来，兴办学馆，建立医院，设立慈善机构。”洪秀全除对个别条款不赞成外，“对于引进欧洲的进步事物，诸如铁路、蒸汽机等类的东西，极为赞成”，但当时天国处于艰难的后期，在不断的战争中，根本没有进行如此全面改革的条件，故未能实行。清朝至三十九年后方进行百日的失败维新，也并无什么比之高明多少的纲领。 洪秀全主张“敢将孔孟横称妖，经史文章尽日烧”。后来，杨秀清提出不同意见，洪秀全遂降旨曰：“孔孟之书不必废，其中有合于天情道理亦多。”宣布孔孟经书经删改刊行后可读。 太平天国实行的重要政策包括：割掉男人辫子（约六十年后辛亥革命时全国始能实行）；禁止妇女缠足（天国亡后，全国妇女缠足不误，1898年康有为晚于天国执行约半世纪，向光绪帝提出禁止缠足建议）；禁止吸食鸦片（英人呤唎在《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中说：“太平天国法律以鸦片为违禁品，吸者处死，一切违法者均斩首不贷。”而清朝自咸丰九年起，鸦片成为合法商品）；禁止崇拜偶像和崇拜祖先；禁止饮酒；禁止赌博；禁止迷信巫师巫婆（虽然拜上帝教也是宗教迷信）；收土地为国有；禁止娼妓（近百年后人民共和国实行）；禁止人口买卖；废除买卖婚姻，规定“凡天下婚姻不论财”（人民共和国亦实行）；科举考试不受出身门第的限制，考试题目“不本《四书》、《五经》”（百日维新时光绪颁诏废除八股文，失败后慈禧恢复）。 毋庸讳言，失败了的太平天国存在许多的阴暗面，但它是不是阴暗到可称为“邪教”呢？太平天国不过是以宗教为外衣，行推翻满清之实。曾国藩们称太平天国们为粤匪、发逆、贼、寇，与历朝历代官家对造反者的称呼并无多大区别。目下的一些“革故”观点却更上一层楼，由匪逆贼寇而“升格”至邪教徒这一档次，原因何在，耐人寻味。太平天国运动是一场官逼民反的人民暴动，还是一场邪教运动？冯云山、石达开、洪仁干、陈玉成、李秀成是反人类的邪教徒吗？能够保持理智的人，不去追逐“翻案/标新”时髦、不坠入另一极端、不被误导的人，都会得出相似的结论。

（下）彼可取而代之 下部分提要： ■彼可取而代之 ——清廷即中国？ ——天国非中国 ——朽木不可雕 ——列强所思所为 ——误国误己误人 （下）彼可取而代之 ■清廷即中国？ 有网友言：“首先应该定义一下什么是中兴，根据清朝末年的评价以及考察历朝历代可以成为中兴的时段，其实中兴不过是一个即将灭亡的朝代能够多存活几十年而已。根据这个标准，清朝确实中兴了，否则曾李就当亡国奴了。”“清王朝当时的命运与中国是紧密相连的，不能简单的割裂。” “朕即国家”的观念正确与否，大家是很容易分辨的。但换了“包装”后，很容易把人搞糊涂，把“朕”换成“朝廷”会糊涂一点，到了换成“X朝”或“X政权/政府”的时候，则一不小心就与某国混为一谈了。网友的上述观点，基本就属于这种情况。 查了词霸，关于中兴一词是这么定义的：中兴[resurgence of a country] 通常指国家由衰退而复兴。朝代和国家不是一回事，朝代是“建立国号的帝王世代相传的整个统治时代”，国家是“长期占有一块固定领土，政治上结合在一个主权政府之下的人民的实体；一种特定形式的政府、政体或政治上组织起来的社会。”可见，“中兴不过是一个即将灭亡的朝代能够多存活几十年而已”，这种说法是很有问题的。 而“根据这个标准，清朝确实中兴了，否则曾李就当亡国奴了”，则更是一个荒谬的结论。清朝亡了，怎么能与中国亡了划等号呢？难道我们现在都是亡国奴吗？ “清王朝当时的命运与中国是紧密相连的”，没错，但清王朝当时的命运是否就等同于中国的命运，清王朝当时的命运是否就必然/应该是中国的命运，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所以，对于曾国藩的评价，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依据是，他的作为对于中国这个国家的功过，而不是他对于清廷这个统治集团的功过。 国亡和政权亡之根本不同，慈禧们终生没有明白、也不想明白。倒是所谓的“邪教教主”洪秀全分得很清楚，这一点，是值得后人们学习的，虽然他值得后人学习的东西实在有限得很。 ■天国非中国 太平天国称洋人为“洋兄弟”，这属于不分青红皂白的称呼。洪秀全曾对洋人说过：“如果上帝助我恢复祖国，我当教各国各自保管其自有之产业，而不侵害别人所有，我们将要彼此有友谊，互通真理和知识，而各以礼相接。”颇有点自说自话的意思。 英国驻华全权代表、香港总督文瀚，在1853年天国定都不久后到达天京，向太平天国递交外交照会。杨秀清在1853年4月的复照中说：“天下本一家，四海皆兄弟”，但不能有“主从之分”，对于英方出示的清廷与英国所订《南京条约》，不予理睬。他还向英人表示，在太平天国辖区里做生意，可以“自由出入，随意进退”，外国人或“协助我天兵，歼灭妖敌（清军），或照常经营商业，悉听其便”。 1854年，杨秀清在致英使的信中谈到通商时又写道：“不惟英国通商，万国皆通商，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立埠之事后方定，害人之物（鸦片）为禁。”表明了天国支持各国的正常贸易，但不准英国人在太平天国辖区内销售鸦片的立场。 1861年12月20日前后，英国海军司令何伯与参赞巴夏礼到天京，向洪秀全提出帮助太平天国“打倒清朝，平分中国”的建议，遭到了洪秀全义正严辞的拒绝：“我争中国，欲想全图，若与洋鬼同事，事成平分，天下失笑；不成之后，引鬼入邦。”义正辞严地拒绝了英国侵略者。12月27日，何伯命在天京的“狐狸号”舰长宾汉照会太平天国，提出勒索赔款，准许悬挂英国国旗的船只自由航行于太平军所辖区内的河流，太平军不得进入上海、吴淞、汉口、九江等周围百里以内等四项无理要求。洪秀全命令幼赞王蒙时雍在复照中严正表示：“我军肩负重任，为上帝光复全国，不能放弃寸土于不顾”。 此前一年，1860年，清廷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英北京条约》、《中法北京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 此后一年，1862年，清政府将美国人华尔统领的洋枪队授名为“常胜军”，任华尔为管带，“借洋兵助剿”太平天国（两月后，太平军陈炳文部包围了驻守松江、青浦的华尔洋枪队，将华尔的指挥船击中）。 有网友说“两权相害（两害相权），太平天国的统治不如清”，其论据包括以上这些方面吗？有网友言“太平天国根本没有统一的想法，唯一的北伐只是装样子，它们内心只想武装分裂”，这种说法完全是毫无根据的主观臆断！“我争中国，欲想全图”才是答案！而且，自1856年“天京内讧”后，太平天国从战略进攻转向战略防御已多年，本年太平军更是连连失利，军事重镇安庆不久前刚陷落于清军之手，覆亡的危险已越来越近了。然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天王洪秀全仍用行动表明，他在天国一旦反清不成的情况下，宁让“满妖”继续掌权，亦绝不为了天国利益而出卖中国利益，引鬼入邦，在他脑子里没有“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无耻思想！ 梅花不曾高看过洪秀全，一向对新八股教条人士给他带的无数光环嗤之以鼻，认为他的军事才能远不如杨秀清，组织才能远不如冯云山，广见博识远不如洪仁干，英勇无私远不如陈玉成，他贪图享乐，对下严苛，是导致天国内讧的第一罪人。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被当今某些人视为“邪教”之首的人，在中国利益与天国利益不一致、亡国与亡政权只能择一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这与此前此后咸丰慈禧们在清廷利益与国家利益冲突时的抉择形成了鲜明对比。就凭这一点，梅花就绝不赞同将他视为邪教教主！ 下面大家回忆回忆曾国藩们保卫的大清帝王太后贵胄们都干了些什么罢。 ■朽木不可雕 鸦片八世纪传入中国时，一直作为药物使用，十六世纪后始用于日常吸食。从18世纪初开始，英国商人便开始向中国输入鸦片。至清朝中后期，鸦片数量增长惊人。英国东印度公司向中国倾销的鸦片在1729年雍正时为14000公斤，1790年乾隆时增加到28万公斤（1729年的20倍），1837道光时更增加到240万公斤（约为1729年的171倍。数字采自《中国人史纲》）。造成的经济损失有多大呢？“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岁漏银一千七八百万两；十一年至十四年，岁漏银二千余万两；十四年至今（十八年），渐漏至三千万之多；福建、浙江、山东、天津各海口合之亦数千万两。”（《清史稿》黄爵滋传）。至于吸鸦片人数，据1835年估计，全中国有200万人以上。 1840年4月，英国议会正式通过发动对华战争的决议案。6月，英国军舰16艘、陆军4000人陆续抵达广东珠江口外，封锁海口。第一次鸦片战争自此开始。 让我们看看这场失败的战争中道光皇帝用的是什么样的将领。 1841年，御前大臣奕山被任命为靖逆将军，户部尚书隆文和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调集各省军队1.7万人开赴广东。奕山，道光帝侄，满洲镶蓝旗人。他不懂军事，拒绝林则徐的战守建议，指挥了清军5月21日夜那次“军事上并无价值可言”的小反攻，很快大败。26日，向英军乞降。27日，订立《广州和约》。清史稿中有这么一段记载：“奕山偕隆文先退，屯距城六十里小金山，讳败为胜。疏言："义律穷蹙乞抚，照旧通商，改偿费为追交商欠，由粤海关及籓运两库给之。"”在中国历史上写下可耻的一页。 奕山祸国殃民的历史并未结束。17年后，1858年，他担任黑龙江将军，被俄国西伯利亚东部总督穆拉维约夫连骗带吓，5月28日和穆拉维约夫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将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包括雅克萨城在内的64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拱手让给俄国，仅留下江东64屯给中国人居住，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则由中俄两国共管。俄国“从中国夺取了一块大小等于法德两国面积的领土和一条同多瑙河一样长的河流”（恩格斯）。 中国没有战败，俄国也没费一枪一炮，却会出现这样的结局，这是怎样一个时代啊。但屡屡丧权辱国的奕山，却在象征性的革职后仍能复出为高官。“同治中，（奕山）封一等镇国将军，授内大臣。”这证明了从道光至慈禧，清最高“领袖”并不把卖国和无能当回事，因为奕山是“天潢贵胄”。 1841年10月，道光皇帝任命吏部尚书奕经为“扬威将军”，赴浙江主持军务。奕经，满洲镶红旗人，道光帝侄，也是个志大才疏，不懂军事的人，而且十分迷信。受命后，沿途游山玩水，骚扰地方，几个月后方抵达浙江。他在关帝庙求签，占得“不遇虎头一人唤，全家谁保汝平安”的签语，竟然据此制订了“五虎制敌”计划，决定在寅年正月寅日寅时（寅为虎，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为壬寅年），派属虎的将官率虎头兵领头反攻英军，结果清军大败。 茅海建在《试析中英浙东之战》一文中认为，浙东之战是鸦片战争中清军唯一的稍具组织规模的反攻入侵之敌的作战。这次重要的战役，组织指挥相当拙劣。从1841年10月18日命将出征，到1842年3月10日反攻开始，前后143天，调兵万余，选将上百，耗帑数百万，结果换来的是不到4小时的骚扰性质的作战。 浙东之战失败说明了奕经的愚昧无能，但愚昧无能的仅仅是奕经吗？谁让他成为了统军之将？ 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清朝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战败，8月29日，耆英与璞鼎查签订《中英南京条约》，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条约规定：中国割让香港全部主权给英国；赔偿英国白银2100万两；开放五个港口为通商口岸；英商进出口中国海关货物的税率，中国无权自行确定，必须与英国共同议定。1843年，中英又相继签订了《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门条约》，作为《南京条约》的补充，通过这两个条约，英国又取得了“领事裁判权”，中国人与英国人发生纠纷诉讼，英国人由英国领事审理，不受中国法律约束，中国的司法权遭破坏；英国货物进出中国海关，税率“值百抽五”，中国丧失海关税自主权；英国取得“片面最惠国待遇”，清政府给予其他国家的权利，英国可以同样享受；英国军舰可以常驻五口通商口岸，中国的领海权遭破坏。 《南京条约》签订后，美法两国分别于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7月和10月迫清政府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美国不仅取得了《南京条约》中规定的一切特权，还扩大了领事裁判权的范围，规定不仅中美民众之间，而且美国人不论与哪国人在中国发生纠纷诉讼，均由美国领事审理，中国官员均不得过问，不受中国法律约束。 清政府与本土在万里之外的英国敌人断断续续只打了两年多，便急急忙忙签下丧权辱国的条约，美国、法国等并没有把中国打败，却也从清政府那里轻易获得了战胜国的利益。清政府在“友邦”面前的所作所为，与它此后在和“家奴”太平天国的内战中，一步不让、“不屈不挠”之“精神”相去何远！ 也许有人会说，清廷的种种让步是迫不得已，是争取时间，以退为进，但事实胜于雄辩。《南京条约》签订于金田起义前九年，这期间清政府吸取了教训，采取了任何维新自强的行动了吗？没有！美国官员愿意供给制船造炮之蓝图，竟被他们婉言谢绝。中国的领土主权遭破坏，关税、司法、贸易等主权亦遭严重践踏的代价完完全全是白白付出了！而且，更大的代价还将付出！ 种种主权的破坏和丧失，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其恶劣影响中国花了将近一个世纪才基本挽回。有网友说：“从太平天国所作所为看，应该被消灭。”那么，从清王朝在太平天国爆发前的所作所为看，它是不是已经到了该被推翻被取代的时候了？！维护这样一个王朝是不是“并不是一件值得夸奖的事情”？！ ■列强所思所为 1793年，英国派遣马尔戛尼率领一个600余人的庞大使节团，携重礼来到中国。9月13日，马尔戛尼在北京觐见乾隆。关于他觐见时采用的是三跪九叩抑或单膝下跪，中外学者众说纷纭，在此不必深究。重要的是英国派遣驻中国使节等要求全部被乾隆帝拒绝，亦不曾派使节前往不肯跪的“蛮夷”国度看个究竟。约两千年前时即随张骞甘英等回访中国的各国使节若在天有灵，看见此等愚顽，该作何感想？汉时“夜郎不知汉广大”，清时却是“中国无视英国强”！ 最发人深思的是，乾隆命英使纵穿中国，本是为让夷人震惊“天朝上国”的富强，然而走马观花的马尔戛尼没有被清廷官府豪华的排场所迷惑，对所谓乾隆盛世得出了否定的结论：科学极度落后，人民普遍贫穷，军队不像军队，腐败无处不在。他说：“清政府的政策跟自负有关，它很想凌驾各国，但目光如豆，只知道防止人民智力进步。”一针见血，直指清廷的要害——愚民政策与夜郎自大。他的惊天预言“鞑靼王朝将继续压制人民，并将发生变乱”，于58年后应验。他归国后的报告，使英国开始掂出了清朝中国的斤两。 从鸦片战争起，列强的对华政策便是不择手段最大限度地扩大其在华利益。中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战败后，1858年（咸丰八年），清政府分别与英美法俄签订《天津条约》。1860年，北京被仅有16000人的英法联军攻陷，清政府与英法俄分别签订了《北京条约》，英法俄三国进一步获取了利益。在《中英天津条约》上，清政府承认鸦片贸易为合法。而与之相反，太平天国在辖区内严禁贩、吸鸦片，这显然不符合贩毒国们的利益。并且，太平天国一方并不承认清廷签订的丧权辱国的条约，又对“平分中国”的建议严辞拒绝。 列强从自身利益出发，纷纷表示支持清王朝。刚从清廷手里拿走了一百多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的俄国表示，要送清朝火枪万杆，还有大炮等；法国表示，可以拨兵数千，助剿太平军；英外相罗素则于1862年7月2日，在上议院宣布武装干涉中国革命。他说：“太平军所能给予我们的利益，可以和中国政府有义务（指条约规定）给予我们的利益同等么？”他们彻底撕下了“中立”的假面具，完全支持清政府一方。列强认为，不支持清廷，清廷“这座房子就会倒塌下来，而我们最好的利益也就此埋入废墟”。他们积极支持清廷“不是为了清帝国的利益，而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茅家琦:《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史》） 洪仁干在总结天国的失败教训时曾说过：“我朝祸害之源，即洋人助妖（清）之事。”曾经指挥过太平军与洋人交战的李秀成，对列强深恶痛绝，在其《自述》中提醒曾国藩等应“防鬼反为先”。 无疑的，列强实行的是“以华制华”的政策，把清政府当作它侵略中国的工具。一个为侵略者所支持的政府，该是怎样一个政府？而挽救这样一个政府的曾国藩们是卖国贼吗？ ■误国误己误人 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烧毁了圆明园，但没有烧毁天坛、地坛。请看曾国藩对此是怎么评论的：“（英法联军）不伤毁我宗庙社稷，日下在上海、宁波等处助我攻剿发匪，两者皆有德于我”。据此言，我们似乎可以断言其为卖国贼无疑，但且慢。 对于清廷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换来的暂时“和平”，曾国藩谈道：“此次决议虽成，中国岂可一日忘备”，“外攘之要，莫如内修，刻下维持大局，以自强为主”。 1861年，曾国藩创办了安庆军械所。他说：“鄙意本在设厂倡率，俾各处仿而行之，渐推渐广，以为中国自强之本。” 1862年，对于借洋兵助剿苏州的提议，曾国藩表态：“借洋兵以助守上海，共保华洋之人财则可，借洋兵助剿苏州，代复中国疆土则不可”。后来，崇厚（字地山，内务府镶黄旗人）提出调印度兵助剿，曾国藩明确表示了他的看法：“中华之难，中国当之”，“岂轻借洋兵而贻讥于后世”，“徒使印度军士支领英国之饷银，蹂躏中国之土地”，屡屡表示异议。但胳膊拗不过大腿，在清廷明确命令下，曾国藩只得派李鸿章汇合“常胜军”，会剿太平军。 不难看出，曾国藩并不想出卖中国，也不希望洋兵“蹂躏中国之土地”。但是，在他眼中，保住清王朝不亡，便维持住了“大局”，而“大局”稳定了，就能通过以自强为主，进行“内修”，最终实现“攘外”。 但是，曾国藩错了，而且错得很厉害。因为他所维护的清廷，早已是朽木，要其内修自强成功，殆无可能。清廷于所谓康乾盛世时，尚且畏惧海洋、封民之口，在外向性方面还不及明朝，不愿/不敢看世界，到了太平天国时，当权的是咸丰慈禧之流，其才智远逊康乾，多数八旗子弟、朝廷官吏属顽固无能/腐败透顶之辈。这样的一批人如何有能力领导中国，在外敌环伺的情况下，完成洋务改良的历史重任呢？ 从1862年到1908年，慈禧是清朝的实际最高统治者。从她那不过几百字，错别字有几十个的手书看，她的文化程度很低。而且，权力欲极强的她，享乐的欲望也非常强烈，为此，她可以不惜一切代价。玩弄权术是她最擅长的事情。曾国藩悲哀地发现：“两宫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恭亲王是慈禧大多数时候的帮手，才学在八旗中算是出类拔萃的。但是，曾国藩也看出他“聪明信有之，亦小智耳”，“位尊势极，而虑不出庭户，无卓然自立之心。”（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但就是这样一位王爷，照样被慈祥四次被撤四次复出，倍受摧折。 在慈禧这样没远见喜权术的庸者加狠者手下，曾国藩们这样的汉臣哪里能够自由驰骋，实现抱负呢？无奈之下，曾国藩叮嘱部属：“阁下虽可奏事，但须十分谨慎，不可乱说一句。” 李鸿章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自同治十三年海防议起，鸿章即沥陈煤铁矿必须开挖，电线铁路必应仿设，各海口必应添洋学格致书馆，以造就人才，其时文相目笑存之，廷臣会议皆不置可否。王孝凤、于莲舫独痛诋之。曾于是年冬底赴京师叩谒梓宫，谒晤恭邸（恭亲王府），极陈铁路利益，请先试造清江至京，以便南北转输，邸意亦以为然，谓无人敢主持。复请其乘间为两宫言之，渠谓两宫亦不能定此大计，从此遂绝口不谈矣。” 1875年，郭嵩焘建议把官有轮船交给私商经营，却得不到清廷任何回应。而同一年，日本政府开始全面扶植三菱与美国一公司对抗。 当然，清朝洋务运动并非一无所成。其最骄傲的成果便是李鸿章苦心经营的、号称世界第七位（一说第六位）的海军，其中北洋舰队可称是清朝洋务之花。 1888年，慈禧不顾海军在未来战争中的死活，挪用海军经费1000万两修建供她自己玩乐的颐和园。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李鸿章到日本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毫无疑问，慈禧是甲午战败的最大责任者。 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这是一个空前屈辱的不平等条约。列强可以在中国设立军事据点和占领区，北京和大沽等地炮台被拆除，各国驻兵从北京到山海关，（七七事变时，引用此项特权的日军出现于北京近郊），中国对各国赔款银4亿5000万两，派遣使节到德国及日本谢罪。这次赔款以关税、盐税和常关税作抵押，使中国的海关税、常关税和盐税全部被列强控制。慈禧在条约签订以后，竟然向各国公使们表示，她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曾国藩们没有在手握强悍湘淮军崛起中国后，迅速转而以顺势取天下为目标，坐失了中国早日自强的时机，也坐失了自己大展鸿图的良机。在剿灭了太平天国后，曾国藩们的自强之志委靡于慈禧之手，改良遂成了死路一条。 中国为这个腐朽王朝的苟延残喘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英国立德夫人在1901出版的《穿蓝色长袍的国度》一书中写道：“一个神父说，28年前，他刚到四川的时候，吸食鸦片的人只有百分之一，肯定不到百分之三。现在，他估计约四分之一的人都在吸食鸦片。重庆到乐山的十一天陆地行程中，我从没见过比这里的人更加虚弱无力的了。有些地方土地肥沃，整村整村的男人都面色苍白，躬着背，身体都空了，也许连肋骨都空了，在路上，人们都是在散步，而不是像我们想的那样，驮着东西赶路。” 黄仁宇估计太平天国期间战乱死伤估计达2000万人。1894年日本在旅顺进行大屠杀，中国人全部死尽，只有36人逃生。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俄军还出动大军长驱直入，达到山海关。柏杨估计：“至少有3千万以上无辜的中国人，家破人亡。”在1911年10月10日前，孙中山曾发动推翻满清运动10次，每次失败都有牺牲。 据统计，从1840年至1905年，外国列强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不平等条约有700多个，割走中国的领土174万平方公里，约等于3个法国的国土面积。战争赔偿白银总额19.5亿两，这个数字相当于中国1901年国库收入的16倍。这是清政府创下的一个世界纪录，但不是光荣的纪录，而是耻辱的纪录。它留给民国一个一无所有的国库，还有人民对戊戌六君子、黄花岗72烈士、鉴湖女侠秋瑾、少年英雄邹容等无数英烈的悲怀。 比之以前朝代，清政府是在“尽所有可能”丧权辱国殆害百姓之后才灭亡的，其可耻程度堪称历史之最。

清王朝这棵朽木之所以拖了六七十年，朽烂成灰后才倒下，全仗曾国藩们从旁撑着。 曾国藩们延长了清朝的寿命，却加重了中国的病痛。 曾国藩们对国家没有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 他们功不抵过。 在集权体制下，只要最高统治者稍微英明一点或昏庸一点，则国运即大大不同，这已为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历史所证明。 “以当时的中国根本不存在进步到资本主义的基本条件”为挡箭牌是没用的，先不说对比同时期日本情况此论的武断，即便此论为全真，要求比慈禧们更明智更有能力的最高统治者和统治集团并不过分，条件完全具备。 中国在历史上任何时期取得的成就或付出的代价，都不是人力不可改变且不具有或然性的必然。中国在慈禧等满清统治者领导下多走了弯路，多付了代价是毫无疑问的。中国在当时有更好的选择，曾国藩们有更好的选择，这就是“取而代之”。而且，这样既有利于中华民族，也有利于他们自身的抉择，甚至在他们镇压太平天国的中后期即可做出，而完全不必为保住阿斗们让中国多走弯路，多付代价，浪费了几十年。 曾国藩们没有打倒卖国无能的咸丰慈禧们。 曾国藩们没有做到在那个时期应该做、也能做的。 曾国藩们难辞其咎。 我们可以相信曾国藩们在家书里表现的“德”是他们真正的德，那也不过是私德小德。他们不忍“小”（为敢于“黄袍加身”者作嫁衣的洪秀全们）却忍了大（“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咸丰慈禧们），结果乱了自己欲使中国自强的大谋。其将君置于国家社稷之上，更置于百姓万民之上的行为，哪里有大德大功可言。若数千年前的孟子天上有灵，能否视彼等为其信徒不言自明。当今国人如以他们为榜样，歌慕他们及他们之“功业”，则不但不是真正的觉醒，更是彻底的沉沦。 结束本文时，梅花请主张曾国藩们没有延宕历史进程的网友想一点有意思的事情：洪秀全和曾国藩、孙中山和毛泽东各自的籍贯是什么，浮想联翩一番罢。

皆是实情，眼下还有许多人将曾剃头的人生哲学抨为至宝，可叹！ 我们实在是太需要一个文化上的清脑了。。。。。。。

现在教育部在帮学生们洗脑 文化部在帮大众洗脑

说太平天国是邪教，可以商榷。 但本文论据不足。很多反而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可怕的曾国藩 　　回忆高小初中，国文教师选讲《曾文正公家书》，催人瞌睡，记不起讲些啥。 　　校长每周训话，又抬出曾国藩大圣人作榜样，烦死人了。四十年代来成都读高中，《曾文正公家书》有廉价本，青年路书摊上摆着呢。本想翻翻，听同学说蒋介石爱读此书，便决心不看了。五十年代做了编辑，又听同志们说此书“反动透顶”，想看看到底如何反动，图书馆里又没有了。跃入六十年代，读了罗尔纲研究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一篇文章，才晓得曾国藩加冠了，是“现行反革命分子”，觉得这顶帽子有趣。现今混到六十快退休了，突然瞥见湖南大学出版社精印的《曾国藩家书》，非常吃惊，买一本来瞧瞧。 　　瞧瞧之后，更加吃惊。好厉害哟，曾国藩之为人！ 　　这家伙，上承三省吾身的祖训，下开自我批评的先河，时刻不忘修身养德，狠抓自己活思想，狠斗私字一闪念，堪作样板。道光二十二年，他三十一岁，从十月初一那天起，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给自己订了个“日课册”，名之曰《过隙集》，天天在上面写。写些啥？“每日一念一事，皆写之于册，以便触目克治。”“凡日间过恶，身过、心过、口过，皆记出，终身不间断。”天天写《过隙集》不是为了发表，而是为了“念念欲改过自新”。《过隙集》必须字字写正楷，不但写，而且做。十月初九日，也就是《过隙集》刚写到第九天，便猛省从前与小珊结仇怨，错在自己当初“一朝之忿，不近人情”，是夜即到小珊住处“登门谢罪”。长谈之后，过了四天又请吃饭。效果吗，“从此欢笑如初，前隙尽释矣。”想那《过隙集》中一定写了不少丑念丑事，此亦足见他的自我批评敢于刺刀见红。太可怕了，这老反革命，不，壮反革命！ 　　这家伙，可以说是无限热爱本阶级的最高领袖道光皇上。道光二十五年十月初十日，欣逢皇太后七十寿辰，他以新任翰林院侍讲学土的身份，同满朝文武跪在一起，抬头有幸目睹龙颜（其实看见的是给太后跪拜时高耸的龙臀），立刻想到皇上春秋已高，种起子胥仍然强壮，六十一岁那年种出了八阿哥，今年六十四岁又种出九阿哥，可见“圣躬老而弥康”。又目睹“七阿哥仅八岁，亦骑马雍容，真龙种气象”。这些都是特大喜讯，宜函告家人，以分享幸福。如此忠爱老龙，如此慕爱小龙，难道还不可怕？ 　　这家伙，进士出身，先任礼部侍郎管文教，后任刑部侍郎管司法，从不掌兵。 　　威丰三年，太平革命军解放南京城，关他屁事。部长级京堂官不当了，这时侯倒跑回湖南去办团练，募湘军，还说“系为大局起见”。从此做定了革命死对头，可怕，可怕！ 　　这家伙，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吃一堑，长一智，败不馁，胜不骄，愈打愈顽强，一路攻下去。咸丰四年十一月，攻下黄梅县，迫近九江府，函告家人：“我现在军中声名极好，所过之处，百姓爆竹焚香跪迎，送钱米猪羊来犒军者络绎不绝。” 　　若果此人热得发昏，太平天国就有希望。可惜他不发烧，仍然“寸心兢兢，且愧且慎”，“唯力尽人事，不敢存丝毫侥幸之心”。两月前奉旨署湖北巡抚，赏戴花翎，而“现在但愿官阶不再进，虚名不再张，常保此以无咎，即是持身守家之道”。 　　第二年打败仗，回头整顿水师，以郡阳湖为根据地，“日日操练，夜夜防守”，“不敢片刻疏懈”。不时巡弋长江，隔断武汉南京两处的太平军，使之首尾不得相应。第三年，亦即咸丰六年，战局扭转，到处反攻。两个弟弟也上战场带兵打仗，凶猛异常。湘军名震东南，他却函训三子：“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尔等）为大官，但愿（尔等）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余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气习，饮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极俭也可，略丰也可，太丰则吾不敢也。” 　　这家伙，身许社稷，魂绕家园，信函一封接一封地寄回湖南湘乡曾宅，给家人撞警钟。自身既为皇上侍讲学士，能通天了，深恐老父在家乡卖人情，诫以“莫管闲事”，嘱其谢绝一切请托。听说“父亲大人近来常到省城县城”替人说情，又赶快提醒他：“此是干预公事！”朝廷将要委派新学官去长沙，又预先说明白：“父亲万不可去拜他！”以上都是道光年间事了。咸丰四年四月，屡次挨打后，“幸湘潭大胜”，又函告家人：“吾家子侄半耕半读，以守先人之旧，慎无存半点官气。 　　不许坐轿。不许唤人取水添茶等事。其拾柴收粪等事须一一为之。插苗莳禾等事亦时时学之。”两天以后，又嘱家中四位老弟勿来长沙军营找他，“但在家中教训后辈，半耕半读，未明而起，同习劳苦，不习骄逸。”同年九月，收复武汉有功、奉旨署湖北巡抚，赏戴花翎，又恐家人头脑发烧，赶快提醒四位老弟：“诸弟在家，总宜教子侄守勤敬。吾在外既有权势，则家中子侄最易流于骄，流于逸。二字皆败家之道也。万望诸弟刻刻留心，勿使后辈近于此二字，至要至要。”咸丰八年，在江西建昌行营时，又函促家中子侄读书，种菜，养鱼，喂猪。规定“后辈诸儿须走路，不可坐轿骑马”，“诸女莫太懒，宜学烧茶煮菜”。咸丰十年，奉旨署两江总督，后兼钦差大臣，功名到顶峰了，还在发愁：“余家后辈子弟，全末见过艰苦模样，眼孔大，口气大，呼奴唤婢，习惯自然，骄傲之气入于膏肓而不自觉，吾深以为虑。”象他这样不近人情，坚头吝脑，吾蜀人所谓的老牛筋，可怕已极！ 　　这家伙，不但严束家人，频撞警钟，而且狠抓九弟的活思想，及时做细致的思想工作。九弟曾国荃咸丰六年率湘军三千人赴江西援吉安，由此登上战争舞台，同三年前的胞兄一样，做定了革命死对头。咸丰八年二月，国荃弟前线来信，诋上级长官为“傀儡膻腥之辈”，不乐意听彼辈的指挥。国藩兄覆函批评，说此语“已露出不耐烦之端倪”，担忧“将来恐不免于龃龉”，提醒他勿忘了去年所赠箴言。两月后又去函，说顷接别人来信“言弟名远震京师”。下一句就敲戒尺了：“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弟须慎之又慎！”同治元年二月，知悉国荃弟与同事关系紧张，又批评他只看见对方脸色凌厉，看不见自己的脸色同样凌厉。又举出他的来信“常多讥讽之词，不平之语”，并指出他的随员和仆从在外面“颇有气焰”，而他本人做何面目不言自喻。三月后又去函，责备他不太廉，指往年刮钱买田地一事，警告说：“若一面建功立业，外享大名，一面求田问舍，内图厚实，二者皆有盈满之象，全无谦退之意，则断不能持久。此余所深信，而弟宜默默体验者也。”不到一个月又去函，专谈听取批评，哪怕批评的不是事实，态度也得“抑然”，不得“悍然”，并提出“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八个宇。天哪，这八个字原来竟是这家伙的语录！想起怪不自在！ 　　这家伙，“抑然”了一辈子，毫无进取意识，常诵的格言是“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常求的境界是“花未全开月未圆”。同治二年四月，知悉九弟升官，署了浙江巡抚，花似乎全开了，他怕，随即奏片请将自身两江总督兼钦差大臣两顶帽子分出一顶给别人戴，“将来遇有机缘，即便抽身引退”。同治三年七月，打下南京城，灭了太平军，两项帽子之上又封侯爵，他倒“弥增谦慎”起来。 　　两年后，他五十五岁，上疏请求解除本兼各职，注销爵位，仅以退休人员身份“留营维系军心”。同时函训长子曾纪泽（此人后来成了能干的外交大臣）：“读书乃寒士本色，切不可有官家风味！”次年函达太太欧阳氏：“居官不过偶然之事，居家乃是长久之计。”得失荣辱看淡了，打起仗来心不纷，特别可怕！ 　　这家伙，体孔孟思想，用禹墨精神，操儒学以办实事，玩《庄子》以寄闲情，由封建文化培养见识，从传统道德汲取力量。也许厉害就厉害在这里吧？三十七岁跳升内阁学士，该享受绿呢轿了，仍坐蓝呢轿。补礼部侍郎缺，仍坐蓝不换，其慎可知。军务虽忙，“凡奏折、书信、批禀，均须亲手为之”、“每日仍看书数十页”，其勤可知。两江总督卸任，工资尚结余二万两银，其俭可知。遗嘱不许出版文集，其谦可知。不但蒋介石标榜过他，据《曾国藩家书·重印序言》说，青年毛泽东一九一七年也说过“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啊，这就更不得了啦！ 文／流沙河

说句实话 我们不能 盖棺定论 人都去了那么多年了 还说句实话 曾剃头 爷爷的为官之道 而制人之道确实另人佩服 确实是作官人必读之书 但是可惜的很 他当初本来可以自己当皇帝 却因为胆子太小 而失去了不少机会 如果他当皇帝 中国或许会是另外一个样子啊 ——————————————至于他当不当皇帝 切看其家书 及曾文正秘史

因为洪秀全在科举考试中受过n次打击，所以一朝得志，当然要为所欲为了。

曾如果起事，成功与否难说（湘军开始腐败了），中国又都将是城头变换大王旗，说不上什么变样子，城还是那个样子，封建体制已经完全腐朽，谁也无力支撑大厦将覆。

[曾如果起事，成功与否难说（湘军开始腐败了），中国又都将是城头变换大王旗，说不上什么变样子，城还是那个样子，封建体制已经完全腐朽，谁也无力支撑大厦将覆。] 非也非也，曾若起事，凭其所受的儒家思想，绝不会有数十年后的甲午之败，八国联军进入北京之举，这点是肯定的，说到什么体制好什么不好，确是唯心之说，关键还是人，统治者的作用。东方民族从来就是这样的

太平天国究竟如何，我想好多人现在的还停留在历史课本上。不知有没有专讲他的史书，我看过一片杂文谈到这个。太平天国的统治近乎于邪教，从它的入会，对待敌人，无不充满了暴虐。不能因为他是农民起义就大加褒扬。 至于曾国藩，说他是英雄也不为过，的确挺厉害的。从制家制军，他都是个优秀者。而历史课本竟称之为刽子手。不明白，他是清朝的大臣，当然要为朝廷做事。人之常情。

嗯，楼上说得好，俺也一直看不惯 希特勒比曾逆国藩制家制军都更优秀得多，也的确更厉害，那才叫英雄，起码希特勒不像曾逆国藩那样，只有在对内镇压人民起义时才是英雄。而世界人民居然一起打倒他，真是不明白。希特勒是日耳曼人，当然要为他的民族搞种族屠杀，掠夺别的民族，这也是人之常情。

抛开历史的局限性，重新审视曾国藩，公正的说曾国藩应该是个人物。

地主阶级自林则徐后能推出的最佳人物，也就是曾逆国藩这种了。

在旧中国,再行的人,终就还是喜欢当奴才.

历史功过自有后人评说，对天国和曾国藩们而言，这后人就是我们之辈了。 当我们悠闲地在网上争论之时， 请不要忘记那个时代， 对天国和曾国藩们而言，都是生死之争， 生者，荣华富贵，死者，灭门九族。 因为，那个年代，暴力、残忍、屠杀，司空见惯， 为了不被别人杀，最好是先杀别人。 人命都不值钱了，还有什么更值钱的呢！ 多么可怕的年代，你还能要求天国和曾国藩们如何呢！ 因此，本猫以为，天国和曾国藩们无非是在争夺生存权， 至于各种是是非非，是后人的看法， 就象看《红楼梦》一样，看智者、看仁者或看淫者皆有之，无可厚非。 本猫还是较喜欢曾国藩，毕竟他的书还是可以诲人不倦的，可以学点东西。

看曾逆国藩的书，是可以学到不少，那是伪君子的必修课。 但不太适合我，我比较过敏，我觉得那种赤裸裸的无耻下流更适合我。 所以我更爱看的是，比如色情暴力之类的。 所以我也成不了什么大奸大恶，颇遗憾。

不错不错 别的民族以杀异族光大本族为荣 我们汉人以杀自己人为荣 呜呼哀哉................

曾国藩也，左宗棠也，李鸿章也，此大清朝皇帝所溢为文正、文襄、文忠者也，此当道名人所推尊为中兴三杰，此庸夫俗子所羡为封侯拜相，此科举后生所悬拟崇拜不置者。然吾闻德相毕士麻克呵李鸿章曰：“我欧洲人以平异种为功，未闻以残戮同胞为功。”嗟夫！吾安得起曾、左百闻是言！吾安得起曾、左以前之曾、左而共闻是言！吾安得起曾、左以后士曾、左，上自独当一面之官府，下至不足轻重之官吏，而亦共同是言！夫曾、左、李三人者。亦自谓为读书有得，比肩贤哲之人也。而犹忍心害理，屠戮同胞，为满洲人忠顺之奴隶也如是，其他何论。吾无以比之，比之以李自成、张献忠，吾犹嫌其不肖，李、张之所以屠戮同胞，而使满洲人入主中国也，李、张因无常识，不读书，又为明之敝政所迫，而使之不得不然，吾犹为之恕曾、左、李三人者，明明白白知为汉种也，为封妻荫子，屠戮同胞以请满洲人再主中国也，吾百解而不能为之恕。某氏谓英人助满洲平太平天国。亡汉种之罪，英人与有力焉。鸣呼！是又因乌及屋之微意也。 　　曾、左、李者，中国人为奴隶之代表也。曾、左、李去，曾、左、李来，柔顺也，安分也，韬晦也，眼从也，做官也，发财也，中国人造奴隶之教科书也。举一国之人，无一不为奴隶，举一国之人，无一不为奴隶之奴隶，二千年以前皆奴隶，二千年以后亦必为奴隶。同乎！同胞乎！法国议院中，无安南人足迹，英国议院中，无印度人足迹，日本议院中，无台湾人足迹。印度人之为奴隶也，犹得绕红布头巾为巡捕立于上海、香港之十字街头上，驱策中国人以为乐。然吾试问我同胞，曾召于地球面积上，择一为巡捕之地，驱策异种人以为乐？面包块，山竽一碟，此因非洲黑奴之旧生活也，同胞！同胞！其重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