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引用稷下书生的发言：
说起现代新儒学的返本开新，其中有一个字用的不恰当。不是开，而是增。新儒学不是返本开新，而是返本增新。因为儒家学说没有多少关于科学民主的内容，现代新儒家要想把科学与民主归到名下，就不是从旧儒家开出的的问题，而是给儒家学说增加这部分内容，现代新儒家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无论怎么找根据，总是解释的不圆满，无法把儒家思想与科学民主思想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云尘子认为：若由“儒家”来说，可以是“增新”，若从“六经”来说，就是“开新”。所谓“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与“民主”，儒学中确实没有，但是，我们需要从三方面来看。第一，别人有的，可能我们没有，但是，我们有的，可能别人也没有；其中有的东西，我们可以同时拥有，但是，有的东西是得此便会失彼，就像男人和女人一样，若是女人就不能再是男人，反之也是如此。第二，西方科学（这里指的是《现代汉语词典》中所说的“分科的学问”这个内涵）的分科方法、标准并不是唯一的，中国文化有自己的方法和标准，这就像中医和西医一样，完全不是一回事，不能褒此贬彼；西方说“民主”，我们说“王道仁政”，也不能说“民主”就比“王道仁政”更好，只是我们没有把它设计到更好而已。第三，“科学”与“民主”不是万能的，更不是完美的，两者给我们带来了一时的“大利”，但是，我们不能不注意到随后而隐藏着的“大害”，我们不能忘记《道德经》告诉我们的“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
新儒学的自救，往里加科学也好，加民主也好，总是符合时代的精神，新儒学却想又加宗教的因素，这就大谬了。把新儒学发展为新儒教？这是一条非常错误的道路，只是某些新儒家学者的一厢情愿而已。儒家思想只是作为社会思想的一个分支，无法重新成为社会的主导思想，我们社会中的宗教信仰，已经逐渐边缘化，新儒家有没有能力把儒家提升到宗教的程度？我看没有。新儒学如果宗教化，不是新儒学的进步，只能是新儒学的倒退。
云尘子认为：如果说科学所重视的是技术和精密，如果说民主所重视的是制度和民生，那么，我们完全可以从儒学中加强这方面的内容，开拓出我们自己民族的、超越科学与民主的、适合我们自己的、拥有民族特色的东西，何必借科学民主之尸来还魂？儒教的含义，不是西方式的宗教信仰，而是中国式的文化信仰，一个民族不能没有信仰，在西方可以是宗教信仰，而在中国怎么能没有我们的文化信仰呢？没有信仰，则灵魂无法安顿，灵魂没有归宿；没有信仰，无法超越世俗世界，无法解脱现实造成的痛苦。华夏民族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我们不能没有自己的信仰。如今，中国的城市与农村有多少人在信奉耶稣教或佛教？世界各国有多少人信仰基督教啊，怎么能说宗教已经边缘化了呢？尤其是，我们的儒教是儒学的功用之一，而不是儒学的全部；是一种文化信仰，而不是一种宗教信仰。如果我们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化信仰，那么，我们的民族便会一盘散沙，甚至没有精神寄托。
谈到五四运动以来新文化运动对儒家文化的否定，实质上是现代文化对传统文化的否定，打倒孔家店，打倒的是与社会发展格格不入的应该抛弃的那部分封建儒学。
云尘子认为：可以说，五四运动开始时是如此，但是，后来就越来越走向了极端，是“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的方式了。鲁迅说要中国青年不要读中国书，说中国史书中只有“吃人”二字，说中国人只有“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说汉字是阻碍中国发展的毒瘤，等等，不正是对中国文化的全盘否定吗？
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儒学有时候被打倒了，过一段又站起来。这个原因，就是因为儒学中有至今还有用的东西，正确的东西是始终会被承认的。我们不是要全盘否定儒学，而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云尘子认为：“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但是，什么是“精华”或“糟粕”呢？以西方文化的标准为标准，还是以中国文化的标准为标准？是以长远的、人类的利益为标准，还是以短期的、局部的、自我的利益为标准？这个标准由谁来定？一旦定错了，最终受害者是谁？贪一时之利，可能贻长久之害。
湘潭大学哲学系教授刘启良撰文说：一个民族能否仅仅以道德立国？国人以往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发问，以致于千百年来述恋于道德理想主义而不能自觉，深受其害而不明其根由．实际上，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尤其是我们今天解决中国问题的一把钥匙。社会运行是否正常，关键在于制度是否合理，即是否有一套强制性的以法律手段为主体的社会制约体系。清除毒草，不是要割的间题，而是要铲除其生长的土壤。同样道理，根除社会的腐败行为，亦不在是否提倡德治的问题，而在于加强制度建设，从很本上消灭腐败赖以存在的社会环境．可以说，中国人走出道德理想主义梦乡之日．即结束对明君和清官的崇拜行为和结束对平均主义社会的企想之日，也就是中国社会正常发展之日。
云尘子认为：是的，没有哪个民族是“以道德立国”的，任何民族要立国，都需要道德，需要制度，需要法律。任何民族都有理想，理想是对现实的指导和要求，但是，儒学绝不是理想主义的，而是有理想又有实现理想的途径和步骤的，只是儒学重视稳健，“本立而道生”，见效缓慢但是能够长久。儒学不是崇拜明君和清官，而是用明君和清官的标准来衡量、要求君王与官员，只有世俗中才有对明君和清官的崇拜。儒学更不是平均主义，只是反对贫富悬殊。当前社会，贫富悬殊正是一个急需解决的大问题，因此，儒学也正好可以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当然要靠道德、制度和法律来实现。
稷下书生很赞成启良的这个说法。我们的国家不能仅仅以道德立国，虽然道德是必需的，但不是社会生活的全部，法制社会已越来越成为人们的一种共识。道德与法制并举，科学与民主共进，才是中国希望之所在。
云尘子认为：如果说“法制社会”是有道德前提的，那么，没有问题；如果把法制放在第一位，或者只讲法制，就会有很大的弊端。当我们把儒学原则落实到现实之中，用来健全制度、法律的时候，不仅是今日的中国有希望，而且是华夏民族的希望之所在。
任何一个时代的思想，总是需要和这个时代的社会现实相结合的。作为封建农耕社会的儒家思想，是无法引领现代社会的潮流的。中国的新文化发展方向，不是儒化西洋文化，而是对儒家文化去伪存真，对西方文化选择吸收，对马哲文化改造发展，在三个来源的基础上形成新的中国文化理念与精神。
云尘子认为：第一句很对。问题在于怎么结合。一种结合是“为我所用”，其中有用得正的时候，也有用得不正的时候，假如只是强调“有利于我”，就很可能导致实用主义；另一种结合是“指导我们完善自己”，这种结合才是更好的。说“儒家思想”是“封建农耕社会的”，这是我们这些年来的教科书中的普遍说法，可是，在下要问：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尧舜文武时代是不是“封建社会”？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是不是“封建社会”？中国历代的社会莫非都只是农耕吗？秦朝到清朝的中国历史与西方的“封建制度”相同吗？（请参看钱穆先生的史学类著作就可以知道。）“做人”、“治国”的大原则，难道在农耕社会和工业社会不同吗？恐怕不同的只是具体方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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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05-11-30 12:05: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