涩泽荣一言：“我始终认为，算盘要靠《论语》来拔动；同时《论语》也要靠算盘才能从事真正的致富活动。因此，可以说，《论语》与算盘的关系是远在天边，近在咫尺。”又言：“士魂商才也是这个意思，为人处世时，应该以武士精神为本，但是，如果偏于士魂而没有商才，经济上也就会招致自灭。因此，有士魂，还必须有商才。要培养士魂，可以从书本上借鉴很多，但我认为，只有《论语》才是培养士魂的根基。那么，商才怎样呢？商才也要通过《论语》来充分培养。或许说道德方面的书同商才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但是，所谓商才，本来也是要以道德为根基的。离开道德的商才，即不道德、欺瞒、浮华、轻佻的商才，所谓小聪明，决不是真正的商才。因此说商才不能离开道德，当然就要靠论述道德的《论语》来培养。同时，处世之道，虽十分艰难，但如果能熟读而且仔细玩味《论语》，就会有很高的领悟。因此，我一生都尊信孔子之教，把《论语》作为处世的金科玉律，不离座右。”
皮锡瑞《经学通论》言：“经学不明，则孔子不尊，孔子不得位，无功业表见，晚定六经以教万世，尊之者以为万世师表，自天子以至于士庶，莫不读孔子之书，奉孔子之教，天子得之以治天下，士庶得之以治一身，有舍此而无以自立者，此孔子所以贤于尧舜，为生民所未有。其功皆在删定六经。”
徐复观《中国经学史的基础》言：“经学是由《诗》、《书》、《礼》、《乐》、《易》、《春秋》所构成的，它的基本性格，是古代长期政治、社会、人生的经验积累，并经过整理、先择、解释，用作政治社会人生教育的基本教材的。因而自汉以后，两千年来，成为中国学术的骨干。它自身是在历史中逐渐形成的。在形成的历程中，孔子当然处于关键性的地位。但孔子并非形成的开始，也非形成的终结。‘经学开辟时代，断自孔子删定六经为始’之说，在历史中很难成立。”
徐先生认为，经学历史可以追溯到周公，但在周公之时，《诗》、《书》、《礼》尚未编篡成书，《易》也停留在纯占筮的阶段，《春秋》也未能删定，所以，周公只能是经学发端的先河，而不能说其集大成。至《左传》、《国语》所代表的春秋时代，“《诗》、《书》、《礼》、《乐》及《易》，成为贵族阶层的重要教材；且在解释上，亦开始由特殊的意义进而开辟向一般的意义；由神秘的气氛，进而开辟向合理的气氛；这是经学之所以为经学的重大发展。”但在此时，《诗》、《书》仍未编篡，《春秋》也仍未被删定，而《易传》也尚未出现，所以，六经在此时仍然未能完备，此时仍然只能是“经学开成中的一个重要历程”。“经学的基础，实奠定于孔子及其后学，无孔子即无所谓经学。”但在孔子之时，《易》、《春秋》仍然未与《诗》、《书》、，《礼》、《乐》合在一起，而且也未有经学之名，六经的称谓当然还未出现，所以徐先生言：“孔子及其后学所奠定的是经学之实，但尚未具备经学之形。”
孔子之后，“经”字始见于先秦文献：如《管子·五辅》中言：“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凡此八者礼之经也。”又《戒篇》言：“内不考孝弟，外不正忠信，泽其四经而诵学者，是亡其身者也。”其中的“四经”即指诗书礼乐而言。《墨子》首次以经名其著作，徐复观言：“以‘经’字名其著作，似以墨子中的《经》上、《经》下，《经说上》、《经学下》为最早。”这四篇的出现年代，当在战国中期以前。《庄子·天下》言：“古之人其备乎！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对于《庄子·天下》的写作所代，目前尚有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其实为庄子本人所作，另一种观点认为其为庄子后学所作。但不管此篇是谁所作，它出于战国中后期，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这也是在先秦经典中，《诗》、《书》、《礼》、《乐》、《易》、《春秋》的首次连称。
孔子之后的儒家人物，以孟子与荀子为尊，但孟荀两人各自发展了六经之学的一个面向，孟子重《诗》、《书》之教，并高度评价了孔子作《春秋》的意义，他言：“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中庸》言：“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这就是孔子发出“知也春秋罪也春秋”之感叹的原因。荀子则发展了礼乐之教，徐复观言：“若就经学而论，经学的精神、意义、规模，虽至孔子已奠其基，但经学之所以为经学，亦必具备一种由组织而具体化之形式。此形式，至荀子而始挈其要。”《荀子·劝学篇》言：“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于诵经，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又《儒效》言：“《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又《劝学》言：“《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分也，类之纲纪也。……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备矣。”但荀子虽然把《春秋》并入《诗》、《书》、《礼》、《乐》，且承认了《易》的价值，但仍然没有六经并称，也未提出五经或六经之名，所以徐先生言：“荀子已将《春秋》组入于《诗》《书》礼乐中而为五。《易》的价值，亦已为他所承认。则荀子的门人，进一步把《易》与《诗》《书》《礼》乐《春秋》组在一起，把《荀子》称《诗》《书》为经者扩大而皆称为经，这是顺理成章的发展。”
徐复观言：“从经学的思想、精神方面说，是始于周公，奠基于孔子。从经学的组成、形式方面说，则一直到秦始皇始得完成。”汤志均《近代经学与政治》也认为“把‘经’作为中国儒家编著书籍的解释，应在战国以后。”也就是说，只有到了秦世始立七十博士之时，六经才真正连为一体。据王国维先生考证，博士始设于秦始皇时，秦代博士可考者有周青臣、淳于越、伏生、叔孙通、羊子、黄疵、正先等七人，其中伏生、叔孙通与羊子为儒生。徐复观先生认为，在秦代的博士中，有荀子的弟子，他们继荀子之后把六经集为一起，具体就表现在《礼记·经解》中。据徐先生考证，《经解》应为荀子弟子所作。其中言：“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也；洁静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也；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
汉武帝时，立五经博士，《史记·儒林传》言：“今上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自是之后，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母生，于赵自董仲舒。”在汉武帝之前，汉代已设有博士，但是，当时只有《春秋》、《诗》博士，而《书》、《礼》与《易》并未设博士，汉武帝五经博士一立，则“五经”之后出焉。但至此时，《论语》却仍未成为经，东汉时，才在五经的基础上，加上《孝经》与《论语》，称之为“七经”。《后汉书·赵典传》曾提到“典学孔子七经”，清全祖望以为，“七经者，盖六经之外加《论语》。东汉则加《孝经》而去《乐》。”唐代皇帝命孔颖达撰《五经正义》，五经开始成为科举考试的必读之书，但唐代的科举所列之书，却不仅五经，还有其他儒家经典，甚至《老子》与《庄子》也在其列。唐代又把“三礼”、“三传”加上《易》、《书》、《诗》通称为“九经”。“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三传”即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唐文宗时，又有十二经之名，即在九经之外再加上《论语》、《孝经》与《尔雅》。宋仁宗时，又把《孟子》升格为经，这样，唐代的十二经，加上《孟子》，就有了十三经之名。
“四书”是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部儒家经典，如上所述，《论语》在唐代已经成为经，被列入“十二经”。《孟子》则是宋代才升格为经。至《大学》与《中庸》，本为《礼记》中的两章，《大学》是第四十二章，《中庸》是第三十一章。传言《大学》为曾子所作，《中庸》为孔子的孙子、曾子的弟子子思所作，但以前许多学者都不认同这种看法，而是以为此两者皆出于战国末至秦汉之间。最近，随着地下文物的不断出土，特别是湖北荆门郭店竹简的出土，学者开始重新思考《礼记》的成书年代，因为在郭店竹简中有一篇与《礼记》中的《缁衣》完全相同，而专家确定郭店竹简为战国中期以前的作品，这说明，原来把整个《礼记》看作为汉人所作的观点，有些问题。那么，连带地《大学》与《中庸》的成篇年代，也需要重新思考。《礼记》在汉武帝时列为学官，成为五经之一，那么，从这一个角度讲，《大学》与《中庸》实已经早已进入经的行列，只是未单独列出而已。至北宋时，《大学》才开始单列，宋仁宗曾将《大学》赐与新第进士王拱宸等人。《中庸》的单行本出现的比《大学》要早，在梁武帝时，已有单行本。程颢与程颐特别重视《大学》与《中庸》，于是把它们从《礼记》中抽出来，与《论语》、《孟子》并列，合称“四书”，始有四书之名。后来，南宋朱熹作《四书集注》，四书才广泛传播开来，并在元代成为科举考试的教材。
朱熹《大学集注》言：“子程子曰：‘《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而《论》、《孟》次之。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朱熹《语类》（249）言：“学问须以《大学》为先，次《论语》，次《孟子》，次《中庸》。”又“读书，且从易晓易解处去读。如《大学》、《中庸》、《语》、《孟》四书，人只是不去看。若理会得此四书，何书不可读！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处！”又“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又“先看《大学》，次《语》、《孟》，次《中庸》。”由此可见，对于学习“四书”的顺序，朱熹以为应是《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大学》是儒家学问的总纲，其主要通过“三纲”与“八目”，阐发了儒家“内圣外王”的思想主旨，并通过“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指明了儒家文化的本质特征，从《大学》入，有利于形成对儒家思想本质的整体把握。《论语》与《孟子》都是以以事说理为主，若不能把握儒家思想的主旨，很难理解其精蕴，所以，应该先学《大学》，再学《论》《孟》。至于《中庸》则为儒家的形上学，它主要阐发了圣人君子所达到的人生境界，没有对儒家思想较为深入的理解，是很难读懂《中庸》的，所以，它被列在最后。
邢《疏》言：“《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篡，故谓之《论语》。”郑玄曰：“论者，纶也，轮也，理也，次也，撰也。”因其能经伦事务，故曰纶；圆转无穷，故曰轮；蕴含万理，故曰理；篇章有序，故曰次；群贤集定，故曰撰。郑玄言：“答述曰语”，因为《论语》中多为孔子回答弟子所提问题的言论，故称“语”。对于《论语》成书年代，各家所说差异不大，一般学术界公认其应该产生于春秋末年，孔子的弟子或再传弟子之时。同时，大家也公认，《论语》为孔子的弟子或再传弟子所记，孔子的弟子很多，《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言：“孔子曰：‘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异能之士也。”《史记·孔子世家》言：“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但论语到底是由谁所记呢？如郑玄就认为，它是“仲弓、子游、子夏等撰定”。也有人依据，在《论语》中，只有有若与曾参两人被子称之为子，而断言它应该是有子与曾子的门人所记。二程就曾言：“《论语》之书，成于有子、曾子之门人，故其书独二子以子称。”但《柳柳州文集》却言：“诸儒皆以《论语》孔子弟子所记，不然也。孔子弟子曾参最少，又老且死，是书记其将死之言，则去孔子之时甚远，而当时诸弟子略无存者矣。窃意孔子尝杂记其言，而卒成其书者，曾子弟子乐正子春、子思之徒也。故《论语》书中所记诸弟子必以字，而曾子不然，盖其弟子之号师尔。而有子亦称子者，孔子既殁，诸弟子尝以其似孔子而师之，后乃叱避而退，则固尝有师之号矣。”
邢《疏》云：“汉兴，传者则有三家，《鲁论语》者，鲁人所传，即今所行篇次是也，常山都尉龚奋、长信少府夏侯胜、丞相韦贤及子玄成、鲁扶卿太子太傅夏侯建、前将军萧望之并传之，各自名家。《齐论》者，齐人所传，别有《问王》、《知道》二篇，凡二十一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颇多于《鲁论》，昌邑中尉王吉、少府朱畸、琅琊王卿、御史大夫贡禹、尚书令五鹿充宗、胶东庸生并传之，唯王吉名家。《古论语》者，出自孔氏壁中，凡二十一篇，有两《子张》篇，次不与《齐》、《鲁论》同，孔安国为传，后汉马融亦注之。”孔安国，孔子十一世孙，汉武帝时博士。
《鲁论语》：常山都尉龚奋——长信少府夏侯胜——丞相韦贤——韦贤之子韦玄成——鲁扶卿太子太傅夏侯——前将军萧望之。
《齐论语》：昌邑中尉王吉——少府朱畸——琅琊王卿——御史大夫贡禹——尚书令五鹿充宗——胶东庸生。
《古论语》：孔安国有《论语训解》——后汉顺帝时马融有《论语训说》。何晏言：“鲁共王时，尝欲以孔子宅为宫，坏，得《古文论语》。”
西汉时立于学官的博士，都是今文经学家，如《诗》立齐辕固生、鲁立申培、韩婴三家；《书》立欧阳伯和、夏侯胜（大）、夏侯建（小）三家；《礼》立戴德（大）、戴圣（小）二家；《易》立施雠、孟喜、梁丘贺、京房四家；《春秋公羊》立严彭祖、颜安乐、二家，称为“今文十四博士”。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推崇古文经，欲劝汉哀帝把古文经立于学官，设立古文经学博士，但受到当时所有今文经学家的反对，故未成。后王莽新政时，由于政治的需要，推崇古文经，古文经才成为官学。汉光武帝即位，又废除古文经，仍主今文经。从此始，今古之争开始，在今古文的相互争斗中，双方也开始了融合。何晏言：“安昌侯张禹本受《鲁论》，兼讲《齐》说，善者从之，号曰‘张侯论’，为世所贵。包氏、周氏《章句》出焉。《古论》唯博士孔安国为之训解，而世不传，至顺帝时，南郡太守马融亦为之训说。汉末，大司农郑玄就《鲁论》篇章考之《齐》、《古》，为之注。”张禹字子文，河内轵人，汉成帝时人。包即包咸，字子良，会稽曲阿人。周氏不详何人。阮元言：“《论语》，门弟子所以记载圣言之文也。凡记言之书，未有不宗之者也。《鲁》、《齐》、《古》本异同，今不可详。今所习者，则何晏本也。”由此可知，郑玄是以张禹、包咸与周氏所传之《鲁论语》为底本，并考之于《齐论语》与《古论语》，而为《论语》作注。魏吏部尚书何晏集孔安国、包咸、周氏、马融、郑玄、陈群、王肃、周生烈之说，并下己意，为《论语集解》。后来，朱熹为之作集注的《论语》本子，就是何晏的本子，所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论语》即《鲁论语》。
作者简介：赵卫东，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全真道研究所所长，弘道网站站长（http://www.hongdao.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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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圣言者
Post By：2006-11-7 8:13: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