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常常听到说,现在是“多元化的社会”,在语气之中还带有很骄傲的味道,似乎“一元化的社会”就是思想专制,“多元化的社会”才是唯一正确的。庞朴先生在《中国儒学》的序言中说:“所谓一元主义,通常特指那些于本体论上倡世界一源者;其实放开来看,大凡认为任何领域中都是‘自古华山一条道’者,尤其是认为登山钥匙尽在我手,别人若不退避三舍,只有率众来降者,都是一元主义。前者是世界观,后者是世界观的推广和运用,彼此没有原则差别。”对这个问题,我们应该仔细思考一下。
世界究竟是否“一源”越往远处追究,就越接近“一源”。西方有“上帝造人”之说,我们华夏有“女娲造人”之说,如果按照这个来说,当然地球上的人类不是“一源”的;但是,如果我们说人类是天地所生,那就只能是“一源”的,不能说西方人不是天地所生。再追溯到更远,我们都生于地球之上,地球在太阳系之中只是一颗行星,它来源于太阳,这个总是“一源”吧?只是我们需要明白,“源”上还有“源”,就像长江、黄河的源头之水又有它们的源头一样。还要明白,有“源”就有“流”,“流”有大有小、有长有短,我们不能鄙视小的、短的,但我们不能不重视大的、长的。因此,我们反对那种“认为登山钥匙尽在我手,别人若不退避三舍,只有率众来降者”,但是,我们却不能简单否定“一源”。
人类的文明也许不是“一源”的——只能说“也许”,不能说必然。——但是,我们还需要注意,人类文明的众多河流都有自己的源头,这众多不同源头的文化,构成了洋洋大观的人类文明,华夏文明是其中之一。华夏文明的主干则是华夏文化。假如说人类文明是“多元”的,那么,华夏文明便是这多元之中的“一元”,华夏文化则是这“一元”之中的主干。人类文明的丰富多彩、相互影响,需要的是每种文明的自我完善与加强,那么,作为华夏民族的子孙,我们有责任和义务使华夏文化以及华夏文明完善与加强起来,在此情况下,华夏民族的子孙坚持以华夏文化(文明)为本,然后借鉴其他文明,是一条必然而且必须的道路。假如我们自己不去完善与加强华夏文化,将对不起我们的祖先和后代,也对不起人类文明。
华夏文化的“三分法”,是兼顾到平面“多元”与立体“多元”的“一元”,如果说天道、地道、人道是平面的“三元”,那么,其中的“人道”是效法天地之道的,效法的极限就是“天道”、“地道”与“人道”合成为一个“大道”,这也就将平面的“三元”合成为立体的“一元”了。从太极图来看,平面上存在着阴阳中“三元”,但是,三者不分的状态,或者三者人为分开再合一之后,便不再是平面的“三元”,而成为立体的“三元”和“一元”了。
如果我们只坚持“多元论”,否定或贬低了“一元化”,便必然否定或贬低华夏文化的“大一统”学说。什么叫“大一统”?从“道”来说,指的是强调天道、地道、人道三者的统合为一,它告诉我们,不能片面强调天道或地道,也不能片面强调人道,只有三者之间的“和而不同”才能符合“道”的原则。从“政道”来说,指的是强调“将超越神圣、历史文化与法理民意三重价值圆融地统一起来的”那种“王道政治”(蒋庆先生语),它告诉我们,治理天下不能只顾法理民意(人道的体现),还要兼顾历史文化(地道的体现)以及超越神圣(天道的体现)。
我们作为华夏民族的子孙,能不能把华夏文明与其他文明平面化地看作是人类文明的“多元”之中的“一元”呢?如果我们真的这样看,那么,就好比是把自己的父母和别人的父母一样对待了,就好比是把自己的家与别人家一样对待了。我们能不能因为我们是华夏民族的子孙,就把华夏文化之外的其他文化或文明贬低呢?如果贬低,也就违背了华夏文化中的“厚德载物”、“谦逊”、“礼乐”精神。我们能不能对其他文明或文化有所选择乃至批评呢?如果不选择、不批评,那么,我们也就违背了“自知知人”、“审思明辨”、“爱憎分明”的精神。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用“自强不息”来完善华夏文化,用“厚德载物”来对待其他文化或文明;用“忠”的原则要求自己,用“恕”的原则对待别人。总之,“推己及人”而已。
在“政道”上,我们应当从“人道”的角度看问题,也就是重视法理民意,把民生问题解决好,以此得到民心民意的支持;应当立足于“地道”来解决问题,也就是照顾到历史文化的传承问题,因为:“‘民意的合法性’只是一国国民此时此地的民意认同,而‘历史文化的合法性’则是历史上千百年来无数国民民意的认同。国家是一有机体,政治也是一有机体,政治不能与传统割裂,否则国家的生命就会断灭,就会出现政治上的历史虚无主义。国家是过去的国家,是现在的国家,也是将来的国家,现在国家的使命是将古代国家延续来的生命传至将来的国家。”(蒋庆先生语,见《恒道》第三辑,第27页)另外,还应当敬畏“天道”,也就是把“神圣”的“道德”作为永恒的准则,以此来制衡民意的世俗性、历史文化的地域性。
当前人类社会最流行的“民主政治”,是“民意合法性一重独大”的“治术”,它忽视了“天道”的“超越神圣的合法性”,也忽视了“地道”的“历史文化的合法性”,从这个角度来说,西方虽然强调“多元”,却成了“人道”的“一元”,不能不说这是它内在的自我冲突。这样的“治术”,“使整个政治过程都围绕着人的欲望利益(所谓民意)来运作。这样,政治中就没有了伟大的道德与崇高的理想,就只剩下赤裸裸的欲望而不再有未来的希望与上名的激情。在这种情况下,政治走向平庸化、人欲化,政府变成了公司,政治领袖变成了董事经理,政治统治变成了合同契约,一切都可以用金钱利益来衡量,昔日政治中的理想追求与崇高人格已不再可能。”(同上,第25页)因此,“我们看到民主政治并非如福山所说其基本原则已经完成,当今世界的政治问题只是去充分实现民主原则的问题。恰恰相反,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 存在着严重问题,即民主政治在合法性问题上存在着致命的弊端,不克服民主政治‘民意合法性一重独大’的弊端,人类政治就不能臻于完善。因此,当今人类政治面临的问题并非如福山所说的是充分实现民主原则的问题,而是改变民主的基本原则重新确立政治合法性的标准问题,这是人类政治的大根大本问题。……历史并没有终结,王道政治是人类历史与政治的希望。”(同上,第27-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