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此是儒者之原则，不可动摇！

作为儒生，不能被大人物所利用。

——此是儒者之原则，不可动摇！

云尘子说：

查《五经全译·尚书》与上文不同，其中有李兄所引一句，注释曰：“民主，民之主，即国君。”

无弦琴先生说：

是不是现在要再立国君？三代的国君是世袭的，找哪家来世袭？

不懂政治学义理，就不要以复古的态度，以古人对古代政治的注释来解释。我们现在谈的是当代政治与中国未来政治，不是古代政治，象阁下这种经学即史学的“通经致用”，知古不知今，却以六经为招牌来解答当代与未来中国政治问题？是不是“关公战秦琼”？阁下在掩饰什么？

另外，在下根据的是以前在图书馆对《尚书》作的笔录，且现在又与日知先生《中西古典文明千年史》有关“民主”相关词条再作求证。没有发现文字上问题。即使有文字上的争论，也不影响主贴的义理内容。

云尘子说：

国君是任何朝代、任何国家都存在的，不需再另外立。“主席”是一国之主的席位，“总统”是总体统摄一国之事的人，都是国君。

三代是世袭的，但是，儒学的大同理想所指的不是三代之治，而是尧舜之治。三代之治是小康之治。

大同社会行禅让制，而不是世袭制。

阁下对在下的贬低，在下不辩。

杨万江先生说：

如果单就“民主”这个词在儒家经典文献中的意思来讲，赵兄引《五经全译·尚书》注释说：“民主，民之主，即国君。”我想这个词的意思的确是这样的。但是，我们今天通常在“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决定国家领导人”这个意义上使用“民主”一词的涵义在儒家经典传统中有不有呢？当然也有。但只有理念而无现代这样的制度形式。李明兄试图说明这一点，但谈得不是太清楚。这个问题我以前也谈过。至少有如下证据可以说明这一点：

1、《尚书》传统中，有一个超验民主的观念。这就是《尚书》中的著名观点：“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尚书 皋陶谟 》。“天视自民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泰誓》）。这里的意思，当然不是说宗教意义上的“上天”是由人来决定的，而是说，在政治意义上，什么人是否被作为君主以及他的政治方向，是由人民（复数或群体）的意愿来决定的，从而，由人民中产生出什么样的政治意愿在并非可以由什么人来人为安排这样一个民意的非可操纵的意义上，它就是上天的意愿。换句话说就成了所谓“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天视自民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在上古传统中，人民是基于其民生的天生原因而诉求政治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说天道是通过民意来体现是有道理的。比如，人民诉求一个使他们能够活下去的政治，这个意愿的真正来源是上天对人的设定，而背离这个人民的意愿，也就背离了上天的政治选择意志。所以,我们可以在《尚书》中看到, 背离民生的诉求如何成为政治讨伐的正当理由。《尚书 仲虺之诰》说：“有夏昏德，民坠涂炭，天乃锡王勇智，表正万邦，缵禹旧服。兹率厥典，奉若天命。夏王有罪，矫诬上天，以布命于下。.......”

2，“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的“民本”思想中，在君主政府与人民的关系问题上，强调了人民的优先性。这个意思人们通常用孟子“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来表达。实际上，把这个问题谈得最为清楚的是荀子。荀子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 以为民也”（《荀子 大略》）。这清楚地表达了一个上天的政治法则，即上天生民不是为了君主，人民相对于君主有自己生活和追求的正当性，相反，上天立一位君主倒是为了服从服务于人民。这显然没有任何一点让人民成为君主奴才的意思。假如“民主”的现代意思是指人民与政府关系中谁为主的主从关系的话，那么荀子这一观点在今天看起来也是十分“现代性”的。可以说这是真正的民主思想。

3，君主政府存在之必要性的逻辑被建基于人民及其政治秩序之维护。《尚书 仲虺之诰》说：“呜呼！惟天生民有欲，无主乃乱”。就是说，人民天生是有其意志和欲望的，那么，不同人在自己意志和欲望下的行为就产生了相互关系中的秩序问题，所以，如果没有君主政府那就会出现混乱。这一点，在后世荀子的理论中作了相当深入的发挥和说明。换句话说，君主政府之所以必要的理由是建立在它能够提供一个因“天生民有欲”（自由）而来的秩序这一公共政治产品。君主政府存在之必要性不是从君主自身之欲及其权力和武力来说明，而是从人民及其对秩序的公共需求方面来说明。所谓“保民而王”，是讲“王”是因为能够保障人民而产生。“国泰民安”一向是政府必须提供的公共产品和职责。从上述政府理论看，它与民主政府产生的思想逻辑应当说是非常接近了。

4，在权属问题上，儒家强调了“天下为公”，“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这是被近代孙中山用来申说民主的一个著名观点。虽然在早期历史中有从“公天下”到“家天下”的政治演变。但儒家思想本身是不认为一个掌权的君主可以置天下于不顾而把国家和社会纯粹视为自己私人财产的。这在孟子所谓“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孟子 万章上》）的申说里讲得非常清楚。在儒家看来，君主不过是依据天道法则下的秩序和规则（“天秩有礼”“天叙有典”）在其中扮演的一个职务性的政治角色而已。他必须本分地遵守为君之道，他不可肆意妄为，否则，他将面临批评和反对。儒者声言君子“从道不从君”。这意味着，基于治道与天秩儒者尊重政治秩序及其君臣关系的准则。同样的理由，当君主背离治道与天秩之准则而肆意妄为时，儒者要么是“为民请命”上谏修君的卫道者，要么是“独善其生”的不合作的消极反对者。当出现严重的暴政时，孟子以“汤武革命”为先例提出了“革命”的正当性思想。

上述几点可以说明，儒家思想传统本身是存在“民主”思想理念的。但必须指出，我们仍然不能说儒家政治已经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了。儒家显然没有一套能够体现民主思想的政治制度，比如没有民主大选制度和国家机构的分权制衡体制。这使儒家政治理念及其诉求常常难以真正地得到实现。在制度内部不受制约的王权政治意志对社会规则之天道法则和政治道德的背离，就很难以制度化的和平方式来得到修正。如何使执政者的产生真正体现人民的意愿和选择（“众望所归”），在古代政治中也是一个盲点，并经常使政治权力在不同政治势力之间非和平非道德非公平的力量角逐中产生，从而只能以专 制制度来实现政治权力秩序的稳定和转移。从儒家政治思想到现代民主的发展这应当说也是儒家思想本身的一个内在演进逻辑。以宪政民主来解决儒家政治的内在问题，成为现代儒学的一个可能方向。

云尘子说：

1.“天”是“天道”、“天命”，“民”非仅指一时之民，乃是兼指万世之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道与民生本来就是“无私覆”，君违天道，则亦必违民意，不灭何为？

2.上天生民，固然不是为君；天之立君，亦非“为了服从服务于人民”，乃是为了调节人与人之关系：节强扶弱，任贤除奸，尚义兴利，安民怀远，保疆卫土。此非从权利上说，而从责任上说。

3.国君之立，保民而王。顺天道，尽人事，均贫富，谐政教。使鳏寡孤独有所养，使强暴侵凌无所施。是作民之主，节民之欲。此虽近于今之西方制度，然其立本不同。

4.天下者，是君之天下，臣之天下，民之天下，固非一人之天下。故尧之禅让，乃是为天下择主，非仅为民择主，更非为己寻觅接班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正是“大同社会”之理想，非“民主社会”之理想。逸仙先生谓之“民主”，已是中西杂糅、以西释中。

莫非儒学无“民主”思想便是落后？有王道、仁政、民本、大同，莫非敌不过那“民主”？儒学经典中所有直接言及“民主”者，本与西方之“民主”非同一名词，何必非要硬向西方名词靠拢？众同道愿意用“儒家民主”一词，此与“社会主义民主”用法有何不同？众同道愿意用“儒家共产主义”一词称“大同社会”吗？愿意用“中国式的选举方式”称“科举”吗？

近百年来，有多少爱国之士，出于爱国之心，有意以西释中，不满于全面接受西方学说，而向华夏经典中去寻觅民主、科学、自由、博爱的影子，不惜穿凿附会，从其内在之意而言，他们皆非有意恭维西方，但徒有爱国之心，实则翻成为西方学说做广告，或如蒋先生所说“变相西化”。今日仍旧如此，岂非将错就错、以讹传讹？

无弦琴先生说：

云兄，不要执迷不悟。

蒋庆先生的理论本来就不是正学，有真正的变相西化之嫌。

兄本不治政治学、也不通制度之学，所以不能内行看门道，不知蒋学的问题。你比蒋学走得还要极端。

你的所有疑问，在下文章中都已答了。请不要以私人见识阻碍儒教、儒学复兴。要有反省！

云尘子说：

“王道政治”岂是蒋先生凭空创造出来？在下非因此是蒋先生所提出方来宣传，而是合春秋公羊之道。

熊十力先生云：“神化之妙，与夫人生日用之当然，《六经》之所发明，寓极玄于极近，穷幽微于甚显，体至精于至粗，融形上、形下而一贯。至矣尽矣，美矣高矣。诸子之学，一断以《六经》之义理，其得失可知也。”《读经示要》卷一）不以《易》与《春秋》立言，不以《诗》、《书》、《礼》、《乐》为准，又当以何立言、以何为准？

陈寅恪先生曾云：“吾侪文章关天下。”王道政治之说，或许庶民难解，然吾侪既以担荷儒学复兴重任自我激励，岂可不依循“六经”而倡儒学之道？胡适之之世，引西学如中学，欲为华夏文化“划句号”，观之于今，其反传统之功伟矣！吾侪耳濡目染，皆是西风，世人不亦如此乎？立于风气之先者，必为人视为逆时，然逆时而遵道，岂非君子所当为乎？

今日之时，“民主”之风盛行，当众人为之叫好之时，君子自当寻思民主之弊端，而不必吾侪为之再去叫好；多日以来，在下汲汲于“王道”、“民主”之辩，为此而不及当前紧急之事务，欲何为哉？但欲有同道多来倡导“王道”、“仁政”、“民本”、“大同”，俾世人多知华夏文化之名词、理想有高于“民主”者。吾侪无意于反对“民主”，更不意于消灭“民主”，当“举王道错诸民主之上”，如此，儒学可纯可正可复可兴。

在下为学僻陋，既非深博于西学者，亦非深究于近世之“新儒家”者，然尝思之：源清尚难免入流即浊，若源浊则下流何以清？固欲纯而又纯，虽知“水至清则无鱼”，然不敢不求清也；虽知曲高和寡，然不敢不自立于高地也。太白诗云：“自古圣贤皆寂寞”，其何故也？超凡入圣、卓然自立，岂能不寂寞？吾侪既已学儒，则希圣希贤之心不可无，既希圣希贤矣，能不尽力立于泰山绝顶乎？惟与清流不同者，君子虽自高，而绝不自傲。山虽高而自处于地之下，此之谓谦。一谦而四益，一谦而众可服，此非投民所好之可与比也。

在下人微言轻，未敢自称必是，若有错谬，恭请驳正，在下自当自责，亦当恭表谢忱。然合儒学之道者，不敢妄自菲薄，不合儒学之道者，亦不敢轻从。诚挚斯言，误解者罪我可也。

执迷者究竟是谁，尚难定论。在下非不知借“民主”说事可省却许多麻烦，在若以道裁之，“民主”之说，在下绝不为之弘扬！

蒋先生之学，究竟正与不正，在下将以《易》与《春秋》裁之，非敢以己意评判之。若非为保儒学之纯正，若非为保儒学复兴之正途，在下不必喋喋不休。

欲救世风者，须身在红尘中，心在红尘外，用力于红尘。叔孙通稍一变通，流弊于两千载，若蚁穴之于堤坝，愈久愈大，终至堤坝之毁。堤坝毁坏之后，叔孙通早已仙逝，谁能得以罪之？今日之世，恰如汉初之时，华夏政治不立则可，立则当思免蹈汉时之覆辙。

李兄之文，在下看过，亦知兄倡之“儒家民主”不同于“西方民主”，但在下实不敢苟同。在下不欲循所谓“新儒家”之路继续走下去，乃欲寻“六经”之源，屏后世之偏，取后儒之长，由本而生末。蒋先生之学，虽略有“新儒家”之影子，然比之当世之学儒者，则属最纯正者；即或略有不正，蒋先生所倡“以中国解释中国”亦已指明方向，是以在下深敬蒋先生之学。惟望李兄丹朱之下留些许敬意。

非也。“王道”完全包容“民主”，“民主”若“东山”，则“王道”若“泰山”；“民主”若“泰山”，则“王道”如“天”。如此而已。

寒叙先生说：

民主成为“主流”的合法性论说只是二战之后的事，二战之前有多数国家信奉民主为正当合法性理论？即便是二战之后，还有马 列主义与之竞争，并且很难说孰上孰下，二战之后不是曾经有过一段“国有化”的浪潮吗！只是到了20世纪晚期，福山才敢言“历史的终结”。

民主成为主流的合法性理论，只是很短暂的一段时间。未来可供选择的合法性理论，也未必只有民主一个，这需要人们去探索。中国30年来的实践经验就应该去总结。过去的30年显然不是极权主义，但也不能就简单的说是权威主义。

已有的理论限制了人们的视野，这个时代是需要想象力的时代。

邱少华先生说：

既是如此，当今连民主都不是，何谈王道。

如要追求大同，必先达到小康。

我们不能因为西方的原因而拒绝民主，也不能因为今时的“小康”概念，而拒绝真正的小康。

这样跟为西方的恶魔（dragon）而放弃中国的龙（Loong）不是差不多吗？

云尘子说：

“民主”不是“王道”的“基石”，“民本”、“仁政”才是“王道”的“基石”。

“郡县制时代”（秦至于清）即是小康时代，今后所当致力者，乃是大同时代。

不是要拒绝“民主”，而是用儒学之名，行儒学之实，这样才名正言顺、名副其实，少走弯路。

来自西方、盛行于西方的“民主制度”，在西方是有其文化根基的，而且是数百年乃至上千年才建立完善起来了，在华夏民族，它没有这样的文化根基，就像A型血可以输给A型血的人，却不能输给B型血的人一样。在西方，“民主政治”的弊端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为什么还要再走它的路呢？

“民主政治”的一些做法，可以供我们建设“王道政治”时参考，毕竟那是难得的经验，但是，我们参考它，却不应该模仿它。当前中国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是效法前苏联，大家对此有所不满，莫非现在改而效法美国，我们就会满意？我们不能自己有自己的模式吗？既然是自己的模式，就不同于其他任何模式，因此，也就不需要再借用任何其他形式的名称，因为我们有自己的名称，也应该有自己的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