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春秋》“鄭伯克段于鄢”说解

（經一·三）原文：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１）。（傳）克之者何（２）？殺之也（３）。殺之則曷為謂之克（４）？大鄭伯之惡也（５）。曷為大鄭伯之惡？母欲立之（６），己殺之，如勿與而已矣（７）。段者何？鄭伯之弟也。何以不稱弟？當國也（８）。其地何（９）？當國也。齊人殺無知何以不地（１０）？在內也（１１）。在內雖當國不地也，不當國雖在外亦不地也。注释：（１）郑伯：郑国国君，当时僭称“庄公”。《春秋》爵位有三等：一为天子，二为公侯，三为伯子男。“伯”是爵位。克：像敌人一样杀掉对方。段：郑伯的弟弟之名。于：在。鄢(yan1)：地名，当时已属于郑国。（２）之：指段。（３）杀：以上杀下。（４）曷为（he2 wei4)：为什么。（５）大：突出，强调。恶(e4)：邪恶。（６）母：指郑伯的母亲姜氏。欲：想要。立之：指立段为国君继承人。（７）如：好比，不如。勿与(wu4 yu4)：不把封地给（段）。（８）当(dang1)国：指与国为敌。（９）其地何：在此为什么写明地名。（１０）无知：齐国国君齐襄公的堂弟，杀襄公自立，后被齐人杀死。（１１）内：在国家的京城之内。译文：夏，五月，郑伯攻克段于鄢地。《传》：为什么说是“克段”？是说郑伯有意于“杀段”。有意杀段却为什么说是“克”？是为了突出郑伯的邪恶。为什么突出郑伯的邪恶？母亲想要立段为国君继承人，自己却要杀掉他，不如不把“京”那个地方给段做封地也就可以了。段是什么人？是郑伯的弟弟。因为什么不称为弟？因为兄弟之间就像两个敌对的国家一样。在此为什么写明地名？因为鄢与郑两者之间就像两个敌对的国家一样。齐国人杀掉了名叫无知的那个人为什么不写明地名？因为事情发生在齐国京城之内。事情发生在京城之内，即使是像敌对国家一样也不写明地名；不是要成为敌对的国家，即使事情发生在京城之外，也不写明地名。说解：在春秋时代，郑国国君自称为“公”，如《左传》中的“郑武公”、“郑庄公”，《春秋》为什么却写成“郑伯”呢？当我们知道《春秋》不是为了“记史”，而是为了“载道”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好解决了。《春秋》爵位有三等：一为天子，二为公侯，三为伯子男。从公侯的爵位而降低为伯的爵位，是“退诸侯”的体现。《春秋》假托鲁国为王道所在之地，这叫做“王(wang4)鲁说”。由此而言，郑国相当于诸侯国。隐、桓、庄、闵、僖五个时代都属于“据乱世”时代，“在此乱世中，若有一新王兴起治世（《春秋》假鲁诸公为新受命王以张治法），因此新王是在衰乱之中来求治，故用心不宜过细，治法不宜过严，并且应内外有别，详内略外，即应把负有治理乱世使命的国家，即代表王道王化的国家（鲁）与其他衰乱的国家（诸夏）区别开来，先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把自己的事做好，以自己为一治世的榜样，再去治理其他国家。在治理其他国家时，亦因是乱世，宜薄责于人，故只治大国，不治小国；自己有小恶要谴责，别国有小恶不谴责。”（蒋庆先生《公羊学引论》，第２５３页）可见，郑国此事绝非小恶，因为郑国国君所行不合王道，所以要从“公”退为“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如果当初周天子给郑国所定的爵位是伯爵，郑国国君也不能私自提高为“公爵”。爵位只能来自于“王”，而不能是自封，否则便是僭越而扰乱天下。 “郑”是国名，“伯”是爵位，“段”是人名，“鄢”是郑国的地名。从此来看，这里是用“郑伯”代表国家，那么，他与段就是君臣关系，君须尽君之道，臣须尽臣之道，但是，在此事上，郑伯不合君道，段不合臣道。用个人名字来称呼“段”，那么，郑伯与段之间就是兄弟关系，兄须有兄之情，弟须遵弟之义，但是，在此事上，郑伯没有兄之情，段没有弟之义。在君臣都有邪恶的时候，首先要谴责的是君，其次才是臣；在兄弟都有邪恶的时候，首先要谴责的是兄，其次才是弟。鄢地是属于郑国的，而不是两个并列的国家，更不应该是敌对的两个国家。鄢地要独立出去而成为与郑国并列乃至敌对的国家，是分裂行为，是扰乱国家，危害百姓。《春秋》用“克”字，是表明郑伯把段当成了你死我活的敌人，有意杀掉段，虽然最终并没有杀掉，但是，其内心却是有意要杀掉段的，至少他的行为是要杀掉段。“君不君”才有了“臣不臣”，“兄不兄”才有了“弟不弟”。郑伯作为国君而不行教化，只知争位争权，违背了君道；作为兄长却不知爱护弟弟，只知纵容乃至除掉弟弟，没有兄长之情；作为儿子却知道母亲做事不对而不劝说，是陷母亲于不义，违背了子女之道。所以，郑伯的邪恶不能不突出出来。这样的国君，不能不贬退他的爵位。用“克”字来表明郑伯心中与段的关系，是谴责郑伯的用心之险恶。 “于鄢”之中用了“于”字，是“以事定地”，表明“郑伯克段”之事是早已有安排的，是有意而为，而不是无心之举。点明地点，是因为在郑伯心中，把段当作敌人来对待，从而也把鄢看作敌对的国家。当然，段也是“臣不臣”、“弟不弟”、“子不子”的人，但是，关键在于郑伯“不教而杀”，为了争权争位而不惜与母、臣、弟为敌，并试图杀掉弟弟。“有诸己而后责诸人”可以，如今郑伯自身不正，又如何能正臣、正弟？

周天晗先生说：

郑伯也，非庄公，此夫子之谓也。古之贤王，臣臣，兄兄，弟弟。而郑伯，为君无道于臣，为兄无样于弟。虽为礼乐不崩，社稷不頹。倘使初以贤孝感其母，以慈悌感其弟，再镇之以威慑，晓之以情理，孰不能化悲为喜乎？史之实，往往太过残酷啊。

云尘子说：

天晗所言甚当。

笑非先生说：

莊公者，鄭臣子諡其君也。左氏存史之舊文，亦存臣子議君之禮也。況不稱諡號，無以別鄭伯。

孝道，為左氏素重，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此王道之始也。故雖弑君者如南宮長萬，苟有孝行，左氏存之。此義例之不同，側重之有殊也。

然則鄭伯於孝亦虧，蓋孝經云：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

鄭伯是陷母、弟於不義者也。故吾曰其能小智而不能大道。

云尘子说：

《左》既存史，固宜据当时之谥号称之。《公》重褒贬，重微言大义，天子可讥，诸侯可退，依道义而行褒贬者也，若以史解之，则失其义。《公》《谷》《左》家法不同，解亦当有不同。

周天晗先生说：

善善,恶恶.颇有法家重其重罪,轻其轻罪的感觉啊.

云尘子说：

法家也只是从“六经”派生出来的一个分支，本来儒学不是不重视法，孔子曾任司寇即可知，孔子讲“礼乐刑政”亦可知。只是法家把法放在礼之先，过分强化了法，因此才会偏离正道，法家亦非无可取之处。

依宁先生说：

敢问君若为“郑伯”，因寤生而遭此故事，君当如何？

顺之？逆之？进之？退之？

周天晗先生说：

郑伯为伯也,当是时,天子何在?若礼乐齐备,斯事可见乎?夫子之意,莫不为申礼崩乐坏之叹?

吾为郑伯,若造此变,定哭于庙堂,申于天子,辩于朝野.蓄力、孝母，弟弟。外明法度，内亲百姓。感以言行，镇以威力。使段知其不可为而不为也。若明知将有变而顺其发展，假使灭弟兄而得天下，非王道也。

云尘子说：

姜氏因郑伯寤生而恶之，虽是感情用事而无理，然做子女者不可“陷父母于不义”，孝之且谏之可也。有弟恃宠而骄，须在自正前提下，导之以义，感之以情，亦可小惩而大戒。不可顺非纵恶，更不可设罗网以陷臣弟。不教而杀，是君兄之罪；情至义尽而屡教不改，征而服之，亦是当然之事。

周天晗先生说：

那轻其轻者，是否使轻者不自爱？重其重者，是否使他人视其重而生反意？善善，是否掩盖善者之小恶，恶恶，是否掩盖恶者之小善？

云尘子说：

政者，正也；刑者，型也。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则使人无不自爱。君子不欲其反，故有仁政王道、礼乐仁义以教之；君子不惧其反，故有有明罚慎刑、贬退诛绝以待之。天下不会无讼，但不可使天下不尽力减少讼事。善者有小恶，督而改之，不张扬之；恶者有小善，可因小善而勉之，不可因小善而忘其大恶。

周天晗先生说：

征而服之，非王者之道吧。还是德而服之吧。

云尘子说：

王道与霸道，两者非对立两者，亦非无先后之两者。德而服之固为先，然孟子曰“徒善不足以为治”，总有德不可服者在。尧舜行仁义而天下服，上也；汤武先行仁义而以武革命，次也。尧舜汤武皆合儒学之道，而有“尽善尽美”与“尽美而不尽善”之分。无紧箍咒，孙悟空取经途中将如何？孙悟空既已取经之心坚定，虽有紧箍咒又与无之何异？既得真经而成斗战胜佛之后，紧箍咒何在？

孟子尚仁义而略轻刑政，故在儒家之列，与六经之儒略有其别；荀子尚仁义而将礼法并重起来、将王道霸道完全平列起来，又是一偏，甚至此偏之害大于孟子偏重仁义者。

周天晗先生说：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谢谢,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