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谁会说“儒以文乱法”？

“儒以文乱法”，见于《韩非子.五蠹》篇：“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这是站在“法禁”的角度来说的。有此说之后，因为法家是所谓的四大显学之一，所以，其影响却很大。为什么韩非会这么说？后世会有什么样的人会同意这个说法呢？

一、为什么韩非会这么说？

韩非是集“法术势”为一体的法家“集大成者”，秦用韩非之说，又用了与韩非“同学”的李斯，成就了秦朝的霸业，在一般人看来，其功效很高，又很实用。虽然秦朝“统一”了十五年便告灭亡，但是，后世重视其灭亡的人少，而重视其成功的人多。尤其是国君与大臣，对于实用而有见效快的东西往往比较青睐，所以，中国的历史虽然多以儒学为道统，但是，在治国的实际操作之中，却多是以法家之学为主。

在君臣不知道一开始就以儒学立本的时候，必然导致祸患早生；在祸患已生的时候，虽然能想到再以儒学立本，但是，往往嫌其见效太慢，于是，大多选择了见效快而且效果明显的法家学说，这就好比是早年不知道养生的人，到了中年而疾病频生，要调理阴阳而见效甚慢，于是，大多采用“以毒攻毒”的方式：或者用药物，或者动手术。从表面看来，是药物或手术治了自己的病，却不知没有任何一种药物是没有副作用的，手术的副作用更大得多。因此，朝代的变迁如此频繁。能说法家是罪魁祸首吗？不能，因为治国不可能缺少了“法术势”，但是，有了“道德礼乐政刑”之后再讲“法术势”，相当于“先礼后兵”、“先教后杀”，那是“仁政”的做法；假如没有“道德礼乐政刑”，而直接重视“法术势”，那只能是“以毒攻毒”的“霸道”的做法。仁政使政权具有自身免疫力，而霸道则不仅无助于增强免疫力，反而会破坏自身免疫力。

在孔子生活的那个春秋时代，天下已经“礼崩乐坏”，到了韩非子生活的那个战国时代，更是天下混乱，否则也不叫做“战国”了。韩非子所在的韩国更是处在灭亡的边缘上。在此情况下，好比是已经病重的人，韩非子认为先需要用药物治病，保住性命要紧，韩非子首先要保住的是韩国的“性命”，于是，他提出了一些列的主张，全都像药物一样，有的甚至像动手术一样，可以见效比较快。但是，韩国国君并不采用他的主张，他的主张反而得到了嬴政的赏识，并得到了落实，于是，韩国被秦国灭掉了，同样属于法家的李斯则杀掉了韩非子。一个擅长于用药物或手术治病，却不擅长于调理阴阳以养生的医生，虽然可以治好病，但绝不是“医圣”，也不能说是“庸医”，也许可以称之为“医匠”吧？韩非子不仅身为韩国人，而且是韩国贵公子，因此，他是站在韩国掌权者的角度来提出自己的主张的，是为了解决韩国的危机而提出的，所以，其宗旨并非要“救天下”，也不是“救天下苍生”。这么说，不是要否定韩非子，而是从此认识到他的主张的利弊——利在可治病，弊在不养生；利在治标，弊在不立本。

韩非子身为韩国贵公子，当韩国的兴亡与之息息相关的时候，他的主张中，一方面有“保住自我性命”的因素，另一方面又有“保住韩国”的因素。然而，以利自保，则因有争利者而发生争战，韩非子因此而被杀，韩国因此而被灭。他说“儒以文乱法”的时候，是要“儒”为“法”服务，而绝不能使“儒”成为危害“法”的东西，李斯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在很大程度上也与此同出一辙。其中所反映出来的是什么呢？究其实质，他所说的“法”，是一时一代一国的“法”，是掌权者所定的“法”。为了维护这个“法”，当然，最好的办法是使千古之道、圣贤之说成为“为我所用”的工具，如果对这个“法”有所危害，即使是千古之道、圣贤之说，也都要灭掉，“儒”自然也不例外。

二、后世会有什么样的人会同意？

我们把在位的人分成两类，一类是“掌权者”，一类是“执政者”。所谓“掌权者”，指的是为了得到权利并在得到权利之后保住权利的君臣；所谓“执政者”，指的是不把得到权利和维护权利放在第一位，而是以“自正正人”而得到民心民意的君臣。有了这个分类，下面的话就好说了。

固然，“掌权者”与“执政者”并非截然分开的，其中有交错。采用霸道或者以称霸为目标的君臣，不是不用道德仁义，但是，会把道德仁义作为获得自身或帮派利益的工具与手段，在此情况下，即使是采用了道德仁义，也只是利用。因为是利用，所以，在道德仁义与他们的自身或帮派利益相冲突的时候，会毫不吝惜地曲解道德仁义，甚至否定道德仁义。有了这样的做法，在霸业成功之后的短暂太平时期，掌权者会为自己粉饰太平，期望着或鼓励着人们来歌功颂德，就像李斯对秦始皇那样。在霸业遇到危机的时候，便会出现君臣各求自保的情况，其初会君臣一起保权利而镇压民众，其后无法一起保住权利的时候，便“君不君”、“臣不臣”了，就像李斯和赵高对待秦始皇和秦二世一样，最终则是君、臣谁也不能自保，接踵而来的则是改朝换代，就像李斯为赵高所杀、秦二世被赵高所杀、赵高被子婴所杀、子婴被项羽所杀一样。

但是，虽然如此，当初君臣的动机却都是为了“国家安定”——实际上是为了保住权利而不失去。只以保住权利为目的，便会有权令治昏、利令智昏的事情发生。当需要百姓的时候，便会用名利诱惑百姓，以供自己所用；当百姓不服从君臣命令的时候，便会用法律和武力威吓镇压百姓。在此情况下，一切不利于自己权利的人和学说，都被当成了敌对者。因为当初是用名利和武力而使百姓服从的，因而，当百姓的名利受到损害而至于民不聊生的时候，当自身衰落而使得没有足够的武力来威吓和镇压百姓的时候，百姓的背叛便成为必然。在掌权者看来，他们维护权利的法宝就是“法禁”，而儒者即使是倡导道德仁义，侠客即使是行侠仗义，同样是“乱法”、“犯禁”之事，儒与侠当然也就被划入到敌对者的行列之中去了。

在“执政者”看来，既然是作为君臣首先要“自正”，然后才能“正人”，所以，儒者之“文”不会“乱”符合正道的“法”，恰恰相反，不符合正道的“法”可以因为有儒者之“文”而使之变得符合正道，只有符合正道的“法”，才能使自己正，使君臣正，使民风正。在臣子不正，百姓受到伤害而无处伸冤的时候，侠客的行侠仗义提醒着执政者端正吏治，提醒着执政者“尚贤、用贤”并惩奸锄恶，因此，执政者不会把行侠仗义的侠客之行当作“犯禁”来对待。对于执政者来说，儒者如师如友，儒者之良药苦口，儒者之忠言逆耳，但能利于病、利于行。所以，“执政者”不会同意“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之说。

“执政者”与“掌权者”相反，不把维护自身权利放在第一位，而是把道德仁义放在第一位。掌权者把维护自身权利放在第一位的时候，与之争权夺利的人必然也会多，百姓获利的时候不会与掌权者同心同德，百姓受害的时候又会与掌权者视同仇人，所以，虽然用尽心机维护自身权利，又怎能维持得长久呢？执政者把道德仁义放在第一位，使百姓在一般情况下能够生活安宁，能够互相礼让，在遇到灾患的情况下能够君臣民同心协力共渡难关，所以，虽然不求维护自身权利，却终能长治久安。

然而，古今中外绝大多数情况下，人们都习惯于“责人”，而忽视“正己”。自己做得到的也要求别人必须做到，自己做不到的也要求别人能做到，如果能避免这样，也就可以成为君子圣贤。在秦朝到清朝这两千多年间，由于国君的世袭制，使得有德之圣贤君子无法成为君，无德之君难以通过和平方式被替代，因此，其间的国君能“正己”者寡，而求“利己”者多，因为有敢进诤言的儒者，才或多或少地减少了一些朝代的更替，减少了一些百姓的苦难。尧舜禹那样的国君难以遇到，儒者也只能勉力使当时的国君效法尧舜之道。清亡之后，国君世袭制结束了，出现尧舜禹那样“有其德然后有其位”的国君的机会增加了，大概这是华夏的希望之所在吧？

三、儒者遇到“执政者”或“掌权者”的时候

利用儒学而求达到维护自身权利的君臣，虽然像“执政者”却不是“执政者”，也许一时之间可以打着“尊儒尊圣”的旗号，但是，一旦儒者之“文”违背了一时之“法”的时候，“儒以文乱法”的罪名就会加在儒者的头上。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只有“从道不从君”的人才算得上是“儒者”，假如是“从君而不从道”，便是屈服于权势地位名利，这样的人只能算是“乡原”这种“德之贼”，不仅无益于执政者，反而会阿谀奉承，乃至助纣为虐。对“从道不从君”的儒者来说，极为容易被掌权者看做是“以文乱法”的人。儒者首在“正己”，不管是身为君、身为臣，还是身为民，都是以“正己”为先务。如果遇到能够“正己”的国君，则视儒者为良师益友；如果遇到只知“利己”而习惯于“责人”的国君，则视儒者为寇仇。作为儒者来说，从政不是为了维护君臣的权利，更不是为了维护自身的权利，而只是“依道而行义”。因此，若天下有道而可以行道，则兼济天下，虽赴汤蹈火而不辞；若天下无道而不可行道，则自善其身，待时而作。“小人道长，君子道消”的时候，看来是君子的不幸，但是，又何尝不是国君成为“独夫”之时？

从儒学经典的原则来说，重点所在是集数千年圣贤君子之道、圣王明君之政为一体，其目的在于正君臣。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是重礼的体现，其前提是“举直错诸枉”，亦即“尚贤”，贤者有错有罪，即使是判处死刑也使之死得有尊严，以此来鼓励社会风气上的“见贤思齐”。“刑不上大夫”，则刑用于庶民；“礼不下庶人”，则礼用于君臣。以礼正君臣，不是对君臣的宽待，而是对君臣的要求更严格，因为失礼则受责罚；以刑治庶民，不是对庶民的虐待，而是对庶民的宽容，因为只有犯刑方受惩处。尤其要说的是，当臣子犯罪的时候，做国君的不是先责罚臣子，而是先自责，即所谓“万方有罪，罪在朕躬”、“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当百姓犯罪的时候，做臣子的不是先责罚百姓，而是先自责，即所谓“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这是在告诫执政者必须先“正己”。所以，能“正己”者，则能“尊儒”；不能“正己”者，则会以儒为蠹虫。

与儒学经典相反，法家之书强调“法术势”，无一不是“利君臣”。“法”由君臣执掌而用以治民，“术”由君执掌而用于“驭臣”，“势”亦由君执掌而用于显示其权利。因此，历史上的法家之人，必然与君同体，维护国君之利益，所有不利于国君者皆视为敌对者。当今倡导法制之人，其目的大多是试图以法律律君臣，以此而期望君明、臣廉、民利，此目的与期望固然不错，但是，如果君臣不贤明，虽有健全之法律，由谁来保证得以公正地执行？更何况，孔子早已说过：“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虽然此处之“政”与“政者正也”是同一字，此处之“刑”与“刑者型也”也是同一字，但是，其所表达的意思则不同。此处之“政”，重在以外力而使人正；此处之“刑”，重在以刑罚而使人惧。以外力而使人正，难正其心；以刑罚而使人惧，虽使人惧而不能使人知受刑罚为耻。

此文依据儒学原则而作，究竟是否“乱法”，则只有看读者是从“掌权者”来看待，还是从“执政者”来看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