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诗《大地夯歌》的现代性追求
——长诗《大地夯歌》创作体会之一
王久辛
在写作长诗《大地夯歌》之前,我主要研读了两类著作:第一类是索尔滋伯里的《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和王树增的长篇报告文学《长征》;第二类是〖英〗诺曼·戴维斯著,郭方、刘北成等译的《欧洲史》和施袁喜编译的《美国文化简史》。我努力要求自己做到对长征的写作不是主观臆想的天马行空、泼天揭日,而是在微观与宏观真实的状态下的疯狂想像、极至性创造。
研读第一类著作正是为了获得对长征历史的探究、拷问与发现,进而获得和升华出对长征精神的提炼;研读第二类著作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对长征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所具有的或反动或推动的国际视野的价值认同。通过研读这些著作,我获得了宽广的胸怀、巨大的想象、丰富的思想、浓烈的激情和浪漫的情怀。我认为索尔滋伯里关于“长征是人类求生存的凯歌”的说法,貌似正确实则将红军的“灵魂”遮蔽了。因为就红军的生存来说,他是正确的;就红军打土壕、分田地的目的来说,是为大多数人求生存的,他也是正确的。但是他用这个“正确”遮蔽了红军的“灵魂”——红军的缔造者们都不存在生存的问题,他们的家庭百分之九十九以上,都是衣食无忧、殷实丰盈。他们不是为了什么生存的问题,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瞿秋白、王家祥、张闻天等等,他们是理想的追求者、信仰的捍卫者,他们构成了带领数万红军前仆后继的“灵魂”。而索尔滋伯里的“生存说”之所以是荒谬的,就是他将人的“灵魂”从人的“身体”抽出,不说“灵魂”,却说人的“身体”是什么“凯歌”,这显然是荒唐的。导致的直接恶果是,自这部著作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在世界及中国发行之后,误导人们对理想、对信仰、对崇高、对英雄、对正义等等等等庄严的行为产生了怀疑,进而进行亵渎。换句话说,中国大陆风行的亵渎风,正是从这里开始的——罪莫大焉!今天,当我们无论说到红军乃至现实生活中人的高尚行为,例如:无私、牺牲、奉献、英雄、壮烈等等,我们总能听到有人随口而出,说他们是为了自己的生存,正所谓人不为已天诛地灭——为极端的自私自利提供了理论支撑与依据。而大家人云亦云的这个“生存说”,实际上包含着为自己的、自私的、阴暗的意味,而将红军的“灵魂”——缔造者们所追求建立公平、正义的社会、捍卫为解放全中国的劳苦大众的高尚理想、崇高信仰给遮蔽了、贬损了。当我发现这个严重的问题时无比愤怒,这是历史学中一个显而易见的颠倒黑白,指鹿为马。毫无疑问,长征是有理想、有信仰的红军的缔造者们在赋于了所有指战员们以理想之后的前仆后继的伟大史诗,这是我写作这首长诗最重要的力量源泉。
研读第二类著作,我就是想看一看欧洲及美国等发达国家是怎么发展过来的。它们不需要理想吗?它们不需要信仰吗?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没有华盛顿的理想,美国就不可能独立;没有林肯的信仰,美国就不可能成为一个法制国家。理想与信仰是所有发达国家之所以成为发达国家根本的力量和源泉。索尔滋伯里却用一个表面的书写,将中国人民极其宝贵的土著的理想和信仰给贬低为——为求生存而努力?哈哈!世界上可有长征这样庞大牺牲的努力吗?努力?多么肤浅与苍白!甚至连牺牲都说不上,这文字用的也太吝啬啦吧?幸好,我不是索尔滋伯里,我清醒地意识与认识到:中国正在向发达国家阔步前进,长征精神正可构成这种理想和信仰的精神源泉。于是,我又获得了写作的自信,因为从人类发展史来看,长征精神无疑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把它写出来,而且是用今天人的现代眼光把它写出来,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换句话说,就是在我们追求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的历史进程中,重新看一看七十多年前,红军为了追求公平正义是如何拼杀的,长征不仅对我们每一个公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对我们执政的政党也有震聋发聩的力量。这或许正是长征精神在今天的“现代意义”。
在写作上,我追求修辞的丰富性。即复合式的炫技式的修辞呈现。目的——最淋漓地表达我对长征的感受。我认为最高明的修辞就是最畅晓的表达;相反,最难懂的诗,一定是最蹩脚的修辞。
2007年7月9日下午
诗歌是艺术的,更是精神的
——读王久辛长诗新作●《大地夯歌》有感
写 生
毫无疑问,这是一部气势雄浑的史诗,是一幅恢弘的历史长卷。她以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艺术手法再现了如火如荼和刻骨铭心的历史天空。在诗中,诗人以铿锵夯歌入诗,以高昂的激情、喷涌的才思、睿智与灵性、豁朗与博大、精神与信仰,为我们筑起了一座雄伟而瑰丽的诗歌大厦和艺术殿堂。诗人在具有颠覆意义和艺术本真的诗歌语言中,对历史进行了诗意的展现,也还原了一代人的精神乐园,并为直逼心灵的冲击和拷问洞开了力量之源和思想之门。诗歌不是控件,更不是复制,而是空间的演绎、思想的闪耀、情感的泼洒、艺术的雕琢。诗人在思想上、情感上、艺术上引领我们的诗歌进入了超越的时空隧道和灵智的回音壁。无疑,这是诗人继《狂雪》《致大海》之后给中国诗坛又一记猛击,把我们从麻木与颓废中重重敲醒。是的,诗歌需要颠覆,但颠覆并不等于否定。我们要颠覆诗歌的艺术表现力,要继承诗歌的使命感,要彰显诗歌的高贵品质,盲目否定,只能给诗歌带来灾难与毁灭。
读这部诗的时候,我的脑海里在不断地涌现出一张张熟悉的脸孔。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还有一些只熟悉名字而不熟悉的脸孔。他们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孜孜追求,义无返顾,甚至不惜生命。更有许多年轻的生命在残酷的环境中苦苦挣扎和在生死对垒中被无情剥夺。他们是为了什么?难道仅仅是为了经历一回血色浪漫?他们的生命价值仅仅是一次生死轮回的乌托邦意志的凸显?他们仅仅是因为乱世出英雄的封建潮流和腐朽思想而群霸雄起,而枭雄卓立?我想,既然是乱世就一定有一代枭雄,既然是生命的给予就一定有其价值的体现,既然是热血就一定有浪漫的旋律。也许,这就是生命的本源。不,我不认为。如果单纯这样,那就是纯粹的英雄主义,就是封建豪杰,就是梁山好汉。他们就缺少正义的使命和方向,就扛不起正义这面大旗,他们的革命就是一场封建式的农民起义。实质上,往更深处说,他们发动的战争,不是朴素的唯物主义战争,而是一场有着成熟的理论体系和追求完美的人性精神的战争。国共两党之争不是单纯的政权之争,而是两种不同观念、不同价值、不同人性、不同精神、不同社会的生死较量。也许,大家熟悉一个传奇人物。切·格瓦拉,一个阿根廷人,一个医生,1956年随卡斯特罗的小队伍挺进了古巴。有人称他为最后的革命者,当之无愧!如果从理性角度去看,切·格瓦拉是英雄,是冒险家,是理想浪漫主义。但从人性的角度去看,他是精神的实现者,是精神的象征。理想是崇高的,精神是博大的,这就是人格的魅力所在。一个人如果没有了精神还谈什么生命价值?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了精神,这个民族就一定会被消亡。精神是一个民族拯救道德、拯救文化、拯救人性的唯一武器。因此说,国共两党之争,实质上是民族精神的一次大抉择。中华民族到底用怎样一种精神去迎接世界列强的挑战,去拯救日益没落的道德与文化?这个问题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中国共产党人都给了我们一个最响亮的回答。毛泽东说得好:“长征是宣言书, 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就是向全世界宣告,中华民族是一个不屈的民族,永远是英勇而战无不胜的。
诗歌不仅是艺术的,更应该是精神的。这部诗,诗人以夯歌为起笔,把长征这一段伟大的历史艺术地再现,无疑是成功的。夯歌就是力量的歌。它的气势,它的豪壮,它的活力,使整部诗凝聚着一股内力,使我们的内心感受到了力量的快感。长征就是力量的撞击。而这种力量又是来自于精神和意志。也正是这样,这部诗才有了灵魂。纵观当今诗坛,颓废之风盛行。更有甚者,把诗歌当作游戏。这不仅是对诗歌本身的亵渎,更是民族道德与文化的没落。这不是颠覆,而是毁灭。物欲横流难道就有理由让一个强大的民族陷入麻木,走向堕落?不!历史的教训反复警示,麻木的、堕落的民族必然落后,必然灭亡。我相信,这不是我们绝大数人所能面临的。中华民族是一个有血性的民族。长征精神不正是一个最圆满的回答吗?在这部诗里,诗人正是通过他的艺术手法把长征的每一个脚印真实地再现和解码,让我们感受到一个民族的不屈灵魂和一种精神的战无不胜。这也正是当代诗歌必须努力的方向。我们需要正气。诚然,艺术是诗歌的生命力,没有艺术的诗歌无疑是一堆垃圾。但我们不能艺术至上,不能因为艺术而偏废诗歌的精神指向。从古至今,无论是千古绝唱还是芸芸诗文,都无不有着精神的取向;无论是民间还是沙龙,流传经久的必定是正面的,而那些颓废的、所谓纯艺术的东西往往不登大雅之堂。这就充分说明,广大民众所喜爱的一定是艺术的,一定是精神的。诗歌的颠覆与革命,不是文字,不是精神,而是艺术手法。诗歌的反潮流,更不是道德的沦丧,文化的没落,而是灵魂的升华。这就是当代诗歌真正意义上的历史使命。而诗人王久辛用他的《大地夯歌》真正承担了这一神圣的历史使命。
《大地夯歌》的三维史诗空间
——读王久辛老师的《大地夯歌》有感
祁鸿升
穿越王久辛洞开的时空邃道,我们谛听到《大地夯歌》的雷鸣之音。无疑诗人王久辛又一次给诗坛带来艺术与思想的冲击!这是诗人继《狂雪》之后,又一引人注目的丰碑。这首长诗以高昂的格调、燃烧的激情、睿智的思辩,深度再现了长征这一伟大历史过程。除题记外,全诗包括五章正诗与一序一跋,五章正诗是长征全程写照,包括红军的五次反围巢、遵义会议、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等重大历史事件,每一章又以节奏铿锵、气势雄浑的夯歌诗为起笔,掀波推澜,形成全诗起伏绵延、气吞山河的抒情大动脉。诗人王久辛的写作过程,担纲着一个哲学家、历史家和民族英雄的艺术良知,他以高度自觉的意识形态,对事实发出了直逼灵魂的新思考,王久辛笔下的 “长征”,既具有刻骨铭心的个体感动,也具有人类、民族普遍象征意义的揭示。他从思想与艺术的角度构架了《大地夯歌》大诗意识的三维空间。
第一空间:历史唯物史观支撑的北斗星空
艺术需要真诚的声音。如果没有真诚,王久辛会伴随着前人的旋律唱一曲洪钟大吕的赞歌。但王久辛是史诗诗人,他的诗歌摒弃了单纯和激情,有一种崇高的意识感和使命感,对于历史,他喜欢用自己贴近本质的声音进行陈述,而自由如风的大思想是诗人诗歌能够这样狂飙突进的基本理由。这种创作状态正如法国伟大作家罗曼罗兰在《贝多芬传》中大声疾呼的那样:“让我们把窗子打开!让我们把自由的空气放进来!让我们呼吸英雄的气息!”
为了达成这个目的,在写作本诗之前,诗人就通过广泛的阅读,打开了自己的思想之门,并站在民族与世界的平台上重新打量了长征的伟大寓义。正如诗人自己所说的那样:“在写作长诗《大地夯歌》之前,我主要研读了两类著作:第一类是索尔滋伯里的《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和王树增的长篇报告文学《长征》;第二类是〖英〗诺曼"戴维斯著,郭方、刘北成等译的《欧洲史》和施袁喜编译的《美国文化简史》”,《大地夯歌》的写作有着全面深刻透视现象的思想控件,并在具象实存的诗意表达中,引领我们对长征来一个改变视角甚至颠覆性的体认。本源、真实的诗歌,本身就是令人敬畏的思想者啊。
一、唯物主义战争观的突显。战争一向有正主与非正义之分,对于长征的政治定性也经过确证了,长征路程上,英雄辈出,壮歌飞扬。但是,军旅诗人王久辛的眼中,长征的神圣性与战争的悲壮美有时要退而次之,比如对于长征途中的 “打仗”问题,作者归纳道:“打仗就是打仗/ 与坚定的理想无关/ 与崇高的信仰无碍/ 你打赢啦我就死定/ 我打赢啦你就玩完”,生死对垒的瞬间,在一个真正军人的眼里,战争就是生命去留的加减法。恰当的思想是诗歌形象的证词,苍白的形式主义者的外套,即使华丽,也不适合我们真实抒情的姿态。这里抒情个体的独特体验简单到直接触摸灵魂的骨骼,令人震惊又令人释然,这是最真实最自然的战争哲学!这种客观唯物主义的思想触角还延伸到了后面 “四渡赤水”的陈述,据有关资料介绍,“战役历时三个多月。这次战役,红军实行高度灵活机动的运动战方针,纵横驰骋于川、黔、滇边境广大地区,迂回穿插于敌人数十万重兵之间,积极寻求战机,有效地歼灭敌人。从而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粉碎了敌人妄图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使中央红军在长征的危急关头,从被动走向主动,从失败走向胜利”,这是战争史上的红色经典,可圈可点的伟大之处比比皆是,可是在诗中作者冷抒情,他剔除了惯性的赞美思维,对于两大敌对的历史人物,一呼 “中正”,一呼 “润之”,并从对等的角度对这场关系到红军生死存忘的战役做了高屋建瓴的分析,至于是非高下,只留别人评说,颇有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挥斥方遒的倜傥之气。难怪有人说,所谓诗人, “意气风发者也”。而一个具有战争思想的诗人,他会建构起自己的战争诗学观,他会用自己的审美视角与历史风云重新对话。
二、英雄史观的一次反动。英雄的字面意思是“非凡出众的人物。指见解、才能超群出众或领袖群众的人”,在罗曼罗兰的眼中,英雄要有“伟大的心”。英雄有其阶级性、时代性以至政治上的局限性,白脸曹操曾是著名的大*臣,郭沫若写了一本戏剧《蔡文姬》替他翻了案,彰显出文学作品巨大的社会功能,也表明对英雄的认识要有辩证唯物主义观念。《大地夯歌》写了众多英雄形象,几乎个个顶天立地,可歌可泣。但有几个形象我们却是从正史上查不到光辉痕迹的。那就是红军苏维埃时期的领袖人物“博古”、“李德”,由于这两人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致使红军在 “第五次反围剿”的战斗中惨遭失败,差点掐断了中国革命的气脉。对于他们的作为历史上有记录,在许多人眼中他们过大于功。诗中却出现了替他们 “翻案”的文字, “包括博古李德/所有中国工农红军的决策者/他们之所以成为前驱/ 成为令我们后辈仰望敬畏的/先烈是因为他们的所有付出/包括错误的决断/盲目与固执的坚持/意与无意间的互相伤害/ 等等都是为了苏维埃/他们是理想与信仰的追求者/ 更是与家庭与阶层/ 决裂与背叛的时代先锋/他们争吵拍桌子/甩帽子扬长而去/不是民主的民主/不是批判的批判/尖锐的交锋/全来自急切的梦想/ 和牢不可破的坚定信念”,这些文字包含着一种登高望远的情怀,无论 “三七开”还是“四六开”,对于历史人物,我们应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大地夯歌》中众多人物中有完美如“润芝”者,也有智性不足、处处被动的蒋介石,他虽然不是我们要尽情讴歌的对象,但诗中也没有诸如蒋秃头、“蒋油条”的猥琐称呼,中性的色彩比较明显,这些细微末节的变化,反映了这首长诗对于人物的定位坐标系发生了变化。随着时代意识的增强,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诗人们渐渐从“遵命文学”的框框里逃逸外来,他们有了独立的艺术思维与人格力量,他们可以在自己理性思维与艺术道德的范围中,对历史与现实定论说不。这种英雄史观的出现,反映了时代的进步。这种眼光非凡的文艺观之形成,民主的艺术氛围构建,公民的话语权的提高,都是些必要前提。从作者角度看,个人的思想、艺术胆略也不可或缺。
三、对于长征战略战术运用在民族文化层面上的重新解码。长征是什么?毛泽东说过:“长征是宣言书, 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这是对长征文化的精要概括。全面地看,长征是中国五千年文化的一次大荟萃。《大地夯歌》中写 “第五次反围剿”后的突围,用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观,写出红军突围的哲理之思:“发现什么是发现/ 发现就是在对手没有任何/ 问题的地方发现问题/并且是要命的问题/ 然后是迅雷不及掩耳的攻击/从而给对手一个措手不及/并导致对手最终失败”,这种战术思路来自民间,来自先秦哲学,也来自《孙子兵法》,她是中国古代不同层面军事思想的融合物,里面许多观点是有高度的科学预见、野性思维的结合体,诗中有这么几句话,颇有思考的价值,“缝隙细若游丝的/ 缝隙直接关系着/大局的胜败关键的/关键就在于时间/在于时间与空间的错动中/牢记没有神只有人/ 有人就有闪失/人人都有闪失又关键的/关键是--作为对手/ 你必须保证自己/决没有闪失”,抓住主要矛盾,处理好各处因素的辩证关系,内因大于外因,这些先秦哲学中就存在了行为理念,是中国工农红军绝处逢生的先验条件。众所周知,儒释道为中国文化集大成者,它们有个比较统一的观点,那就是有就是无、无就是有的思辩观。《大地夯歌》中“四渡赤水” 情节中,通过与“中正” “润之”对“伟业”、“界限”、“忠*”、“江山”有无的回答,揭示出战役胜负的哲学规律。长征的战争思想较量,实际是中国文化瑰宝的龙凤斗。
第二空间:民族特色的艺术邃道
《大地夯歌》对于题材的理解上,注重思想内涵民族化特色的挖潜,艺术上也有与这种中国情结同步的诗美流向。中国造型,中国气派,且以中国锣鼓的热烈昂扬、中国文化的内敛精深,堂堂正正轰轰烈烈地秀了一把中国功夫。中国诗歌中国写法,西洋的技巧是不露痕迹的点缀之笔,这些成功对于利用外国艺术冲击寻求诗歌出路的拿来主义者来说,是一剂补充钙质的良药。
一、全诗采用民间夯歌式结构,并把诗歌结构功能发挥到极致。五章正诗,均以夯歌起笔,由于夯歌的气势轩昂,节奏促迫、奔放,极具抓住人心的慑服力量。夯歌在每一章节的开头形成了掀起了表达上的高潮,几个高潮的连动,形成了全诗波澜壮阔的气脉。而且,在这些夯歌的呼号中,作者还巧妙地融入了短音节的主题词,在保证整部作品大气磅礴流畅度的同时,注重结构中意义效果的最大化。有人说这首诗的节律传承了《诗经》上的复沓循环,不能说没有这方面的影子,毕竟中国文化是处在融会贯通的状态中发展的,尤其是局部结构模式上,我们更可以看到这方面的确认。比如“四渡赤水”,四小节文字,大体一致,变化的只是关键词,这与诗经中“排比”段的回环结构如出一辙。整体上却决然不是这样,他在回环的每一段夯歌之间夹进了大量主体文字,形成间隔回旋的大韵律,在强烈的节奏间出现了音响感触上的弱化、休止,形同打夯人的中间调休,他们讲故事,说笑话,夯歌却不再唱了,等到号声再起时,我们会听到大地更加有力的颤音,诗歌情势也因此再次被隆抬起来,这种自然吻合于夯歌节拍分而有合的抒情模式构架,充满了诗人的机智与热忱。从形到神,这首长诗被命名为 “大地夯歌”,都有其充分的理由。
诗人择用夯歌作为全诗的结构模式,不单纯是他个性气质上的因素,也有他在意义与形式匹配效果上的追求。
首先夯歌声韵高亢,气势夺人,往往歌声一起,惊天动地。与红军壮怀激烈、啸傲千古的伟业流有同一种大气通天的血液。
其次夯歌与红军的长征都是 “奠基工程”,中国光明的种子,在夯歌般的革命进程中生根、开花、结果。中国革农红军的革命历程,就是一个打夯过程,而领夯人“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聪明才智与英明果决挽救了中国革命,他们的起夯充满了思想与智慧的力度,加之打夯集体的英勇无畏、众志成城,中国革命的夯锤自然能夯出了世界东方黎明的曙光。诗中有关毛泽东描写的一段文字,非常入骨。大智若愚,大忠若*,一个可以拨动小小寰白昼、黑夜走向的巨人卓然屹立我们眼前。“他口若悬河/又嘎然而止/话锋所到之处/疑云倾刻消散然后就是开心的笑/并且是开心的大笑/是大家一起笑/是一起前仰后合的浪笑/笑声破窗而出直刺夕阳/夕阳洒满天霞彩霞彩/ 把大地染得红艳红艳/ 红艳艳的东方智慧/诡异奇幻如雨后彩虹/ 那动人的风采没有经历的人/永远别想看见毛润之说/高贵者最愚蠢/卑*者最聪明那意思是--/文无定法水无常态/我们的军事思想/ 红军的战略战术/乃神出鬼没/气象万千”。在我们用惊奇的眼光看待领夯人的伟岸风采时,诗人没有忘记对打夯集体的群雕。“一夯两夯连三夯哟连三夯哟/ 三夯四夯连八夯哟连八夯哟/夯实那心眼咱跟党走哟/ 夯实那心眼咱跟党走哟”,透过峥嵘岁月,正是在党的光辉旗帜指引下,我们看到了面上的全景扫描,“一波倒下又冲过来倒下的/一波那是英烈的波涛/ 翻卷着英烈的魂魄/一排一排排排相叠/ 叠涌而出的波峰浪谷/是肉搏的浪谷波峰又在/肉搏的浪谷波峰间/ 激荡那是前仆后继的海潮/翻卷着义无反顾的波涛/ 惊涛裂岸/英灵冲天”,我们还看到了点上的悲剧性特写: “天亮了出发了/出发了他们肩挨着肩/肩挨着肩手拉着手/手拉着手他们一动不动/一动不动他们/比雕像更像雕像他们/是真正永恒的雕像他们/已经饿死了据说天亮前/还听见他们在唱歌在唱/打倒土豪打倒土豪/分田地分田地……”,九个打夯人成了中国革命的雪雕,但他们的夯歌从我们心里再次响起时,我们眼里已经噙满了沉默如雷的泪水。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中国工农红军用生命夯出了中国的希望与未来。
再次,夯歌多变的节奏与中国革命初期风云际会的实际情形有天然的融通。作者曾经荐引过一篇介绍夯歌的文章,里面说道:“夯歌的节奏,一般是慢夯四拍一夯,快夯是两拍一夯,急夯是一拍一夯。歌词快慢可以通用”,伴随着诗意的展开,这种节奏上的优势在诗中发挥得淋漓尽致。红军长征,轻重缓急,瞬息万变,诗歌语言上要表达出这点来,就要从节奏上做出相应的变化。大敌当前时,诗中多用舒缓之笔,理性分析中,彰显出大敌当前决策者洞明一切的运筹帏幄。描写战场时,我们却通过爆裂的节律,感受到一种国殇般的悲壮:“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土争先。/凌余阵兮躐余行,左骖殪兮右刃伤。/霾两轮兮絷四马,援玉枹兮击鸣鼓。天时怼兮威灵怒,严杀尽兮弃原野”,伴随着屈原笔下血雨腥风的镗镗之音,我们看看现代红军的奔突雄姿吧, “吴焕先政委身中数弹/政委政委政委/呼唤变成了呀呀嚎叫/变成了呀呀的嚎叫的刀光/闪闪闪闪的刀光哟/像电一道一道的光波/像一道一道闪电闪电/闪电闪电狂飞疯舞/似有一千张银盘在旋/在旋比风还快/比电还亮亮闪闪的刀光哟杀得天昏地暗”,这些诗句像霍霍燃烧的火焰风暴,压迫着历史的呼吸,我们知道为英雄报仇的战士们,他们视死如归的精神已化作电气的啸叫,诗不加点,文势如风。这些节奏切合于感情,张驰有度,趋归有致,一目了然。但有一个地方的节奏非常个性化,不是我们平常目光所能明白的。那是对遵义会议前的毛泽东描述,革命生死攸关的时刻,“毛润之焦虑地吸着烟/ 又吐着烟一支接一支/ 烟雾似青山上的流岚/ 轻轻地飘过王家祥的眼镜/又在周恩来的后脑勺儿/穿过仿佛夯歌的尾音/又似命运完结的余韵/袅袅飘散袅袅飘散” ,表面上是慢拍的书写,内在的节奏却异常紧凑,情绪与字面的节奏反衬,写出革命紧急关头,一个伟人的果决与从容。
二、民族化大众化的话语方式高超运用。诗歌语言一度出现了非常尴尬的境地,欧化风格的诗歌曾影响了诗坛,博尔赫斯、艾略特、波德莱尔、里尔克、艾米莉.狄金森,这些国外现代诗坛精英的幽灵还在中国大地游荡,并主宰了不少诗人的语言流向。我说的是主宰,而不是影响,是在强调中国诗人在母语体系中存在着失语现象。他们精于意识流,想着卡夫卡,说中国的现行大白话,他们说不通,说不美,又岂能说出诗意流芳的效果?关于文学的语言方面,老舍就反对崇洋媚外,反对深晦怪僻,他在《关于文学的语言问题》中说过:“这么说,是不是我们都须标新立异,放下现成的语言不用,而专找些奇怪的,以便显出自己的风格呢?不是的!我们的本领就在用现成的、普通的语言,写出风格来。”和另一个大诗写作的诗人耿翔一样,王久辛的诗歌也喜欢原生态语言入诗,他说:“我认为最高明的修辞就是最畅晓的表达;相反,最难懂的诗,一定是最蹩脚的修辞”,拒绝陌生化修辞效果的态度并不表明他放弃艺术的追求。
从《大地夯歌》的语言特色看,这首长诗以通俗的短语为主,密度繁紧,语质跳烁,气象摇曳,局部、整体都在互动中促成有机活力。普通的语言,在共构过程中不再普通。我们来看第一章的起头夯歌, “吭哟吭哟/ 抡起来哟嗨哟/ 砸下去哟嗨哟/ 用命抡哟嗨哟/ 抡高高哟嗨哟/ 砸个坑哟嗨哟/要奋斗哟嗨哟/有牺牲哟嗨哟/ 咱知道哟嗨哟/ 嗨哟嗨哟吭哟/生个明白嗨哟/死个痛快嗨哟/要公平哟嗨哟/ 要正义哟嗨哟/嗨哟嗨哟吭哟吭哟/铁了心哟嗨哟/干到底哟嗨哟/ 嗨哟哟嗨哟/ 嗨哟哟嗨哟”,剔除号子声,我们只看到扛枪闹革命的意思,没有语言变革,却泥实有力,主情性、音乐性俱存,一种巨大的感染力恢弘地流贯心间,相对来说,那些万花筒里的玩艺就显得苍白轻飘了。意蕴井喷时,诗情便如彩虹贯日,成为大众眼中抬头能见的灿烂风景。关于*的 “运动战”,是一个包容哲学思辩的战略战术,博大深厚,但诗歌是写给大众看的,你不能故弄玄虚,也不能照搬照抄,诗人如此写道: “就不能死打硬拼/ 就得把眼光放远/ 就不要计较成败/ 该跑就得跑/ 跑不赢就得钻/钻山沟蹿山梁子/ 蹿得无影无踪/像孙悟空七十二变/ 让你找不着/ 让你晕头转向/ 我呢/ 想什么时候钻出来/想怎么钻出来/想在你前面钻出来/想在你后面钻出来/ 就怎么钻出来不管/ 白天还是深夜/ 都是出奇不意/ 都是异想天开/ 你想管管不着/ 你不想管太好啦/ 正中下怀我就来管你/ 管你要脑袋/ 要命要创造红色江山”,寓庄于谐,寓大于小,平朴之中蕴藏真理,匠心独运于无声无息处。难怪老舍说,运用语言不单纯是语言问题,不要只在语言上打圈子,而忘了与语言血肉相关的东西。王久辛为什么我们眼中普通的语言打动了我们,是因为他把相当一部分功夫放在了语言之外,思想情感,情韵态势,以至于情绪场、意义场的张力形成,都成了他写作中推敲的中心,并通过努力,他把当下最普及的这些“简单、亲切的文字”,化成了健活的诗歌文字。中国大众化语言可以成为诗歌语言, “梨花体”浅尝辄止,《大地夯歌》可以与其他优秀诗歌文本一起担纲起诗坛语言正本清源的重任。
三、对民族传统文化精髓的传承。题材、结构、表达方法,都可寻其渊源。风骚兼容, “赋、比、兴”三管齐下,对仗对了,却不苛求工整,决不以形害意;典故化了,注入了新的骨血,定当推陈出新,传统的东西在《自然夯歌》中会得到自然释放。 “什么天堑不天堑/什么铁骑不铁骑/在红军面前统统是秋风中的/落叶一风吹到二边……”,“铁马秋风大散关”,原本是 “天凉好个秋”的古战场风景,经过作者的分离、套用,却成了表达红军战士冲天豪情的大白话。“草木皆兵”经点染之后,也成了 “*用兵真如神”的翻版绝唱。文中也引用了一些西方经典内容,在民族化主流倾向的创作意识中,它们只是诗歌意绪场中的小道具。
第三空间:个性意识的智性舞台
王久辛的诗歌在思想与艺术上大而化之的做法,并没有妨碍他的个性意识在诗歌中的张扬。
一、写尽悲壮美,讴歌长征的反角度切入。长征题材的艺术作品经典的不在少数,音乐史诗《长征组歌》和电视剧《长征》已经立体完美地展示了长征的壮丽画卷。从诗歌的抒情本质出发,弥补人们在视听艺术中体悟不到的东西,这是王久辛诗歌成功的唯一突破路径。回首长征题材的艺术作品,讴歌胜于一切,“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在许多艺术的形象中,红军是闪亮的红五星,是雪山草地上不落的星光。《大地夯歌》更改了这种浪漫主义情调,想象力退隐于现实之后,我们看到了长征另一面,我们不可以忽略的一面,长征伟大的悲剧美。1935年的腊了口战役中,红军连续冲锋十几次都没有成功,其牺牲的惨烈可见,作者没有一笔带过这个血泊成河的史实,他写道: “他们一寸一寸地爬行/肘磨出了白骨/膝盖磨出了白骨/白骨是活动的白骨/白骨爬进了敌人的心脏/怦怦直跳的心脏/在腊子口怦怦直跳/敌人发现了他们/机枪向他们疯扫/他们没有眨眼/端着刺刀枪挥着大刀片/就冲进了敌阵……/刺刀直着突刺热血直着喷溅/对视的双眼直着冒火呐喊/与撕杀直着飞迸/在零距离搅成一团/大刀抡出去了抡出去了/疯舞的大刀在敌人的头上/横飞竖砍横飞竖砍/排长中弹了--/他扶着石壁呼叫:冲啊向前”,这些描写是在实战情绪支配下的描写,没有沉痛,有的是血肉飞扬的英雄气概。 “把夕阳杀得血红/把大地杀得血红”,战争的诗意美有时缘于现实的残酷。而在伟人毛泽东眼中,这样的战斗 “好像吃辣子解谗解谗”。一个杰出的军事统帅如果没有如此感觉会黯然逊色,革命者的视死如归、一往无前,会把“他心中疯野/ 娴熟的旋律像挥洒/ 狂草那样一笔甩出”,战争的统帅对于牺牲美的欣赏意义繁富而潜沉。别人没有发现,王久辛发现了,反映了他审美层次的与众不同。《大地夯歌》中能点出名字的悲剧英雄占了很大比例,有些名字我们还是第一次看过。 “闽浙赣苏维埃政府主席方志敏”,临危不惧,为 “可爱的中国”英勇赴难;把灵魂交给大地,从容就义的瞿秋白,至死不变信仰;还有两个我们不是耳熟能详的英雄,他们目不忍睹的血肉之躯中写满了信仰与主义。红五军军长董振堂自杀后的身体被敌人用大炮 “送上了蓝天”,纷飞的血肉之雨至今还在砸痛我们的心肠; “红三十四师师长/ 陈树湘他腹部中弹”在 “企图将他抬去领赏的敌人”面前,竟然 “像从衣兜里掏东西似的/正从淌血的伤口/ 把自己的肠子一截一截/掏出又一截一截/扯断他的脸上”,决绝赴难的行为直击人的心魂。王久辛笔下的长征,一部悲剧性的宏大史诗。但这种悲剧不拒绝崇高,也不拒绝光明的未来,这种反角度切入的方式,是另一种角度的热忱讴歌。这个角度毫无矫揉造作,它写出了长征的底色。
二、语言细节处理上的独创性随处可见。我说的独创性,不是民族性,它是王久辛式的语言,其他中国人没有说出或不能说出的语言。像这样白石头一样猛砸下来的语言,在中国诗坛并不多见,他需要诗人的勇气与决心,毕竟这种语言方式是许多诗人不愿择用的。但我们从白石头中看见了个性色彩的水晶石,前面列举的句例中很多了,我这里再举一个。“泥脚更快了吧叽吧叽/ 一片吧叽吧叽吧叽吧叽的/泥脚在山路上奔突/ 吧叽的奔突天越来越暗/ 吧叽越来越响越来越响/又下雨了又下大雨了/ 吧叽中又加入了大雨打在/树叶上的噼叭噼叭的吧叽/吧叽的噼叭噼噼叭叭/叭叭噼噼吧叽的噼叭/ 噼叭的吧叽吧叽吧叽/ 吧叽的噼噼叭叭噼叭的/吧吧叽叽奔突奔突/一片吧吧叽叽噼噼叭叭的/奔突大雨中的奔突/一群泥人的奔突--/乌龙江奔入双耳/ 奔入一群泥人的双耳/ 是吧叽噼叭中又加入哗哗的/ 涛声的乌龙江乌龙江哗哗着/ 吧吧叽叽噼噼叭叭/ 噼叭的哗哗哗/ 吧叽的哗哗哗/ 哗哗哗的噼噼叭叭/ 哗哗哗的吧吧叽叽”,近乎疯狂的笔触,带来近乎疯狂的旋律,这是基于当时大部队行军现状的超验,实景、节律、战斗心理、信心无不混杂其中,成为情绪飓风,军人王久辛的这种诗意的感觉也许来自他的军魂,一个有着强烈军人意识的军魂。
三、王久辛始终坚持 “三大”的大手笔写作,那就是 “大思想、大题材、大构架”。从《狂雪》开始,王久辛诗歌这种史诗创作意识就很强,那场雪下白了1990年的中国,下醒了沉溺于技巧性小诗写作的中国诗坛。后来因为这部作品的史料价值与艺术品相,《狂雪》被制成铜版墙,置立于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成为中国人共同的记忆。可以说,诗歌的责任意识、精品意识在王久辛的眼中从来没有减弱,十八年后,《大地夯歌》的横空出世便是最好的明证。当然, “三大”不反对对诗歌精细化处理,王久辛的艺术视角向来从宏观、两个角度同时切入,这是一个大艺术家应有的完美姿态。
坚持思想性、民族性与个性化结合的创意思维,是王久辛《大地夯歌》给我们带来的最大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