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从各国政治实践看威权、民主体制

转篇《纽西兰中文先驱报》主编的观点文章，内容中建设似乎不多“这是没有前例可循也没有理论可依的探索”，但表达了理解。文章的最后作者说：“只能寄希望于中国人的实践智慧”、“汶川地震救灾，也许是个契机。”

汶川大地震的突然发生，是对中国政府紧急应对灾害能力的一个严峻考验，对于一个问责制政府来说，也就是对政府承担责任的能力的一个考验，从十几天来整个救灾过程和实际救灾效果来看，胡温政府在履行责任方面总体上是合格的。

按一般的说法，当前中国政府是一个威权体制的政府，不是民主体制的政府。从理论上讲，一国政府坚持威权而不实行民主，执政党坚持集权和一党独大而不搞分权和政党轮替，其合法性也就在于权力与责任的匹配。即是说，只要权力的集中程度与责任的集中程度相一致，这种体制并非没有道理。

来自西方自由主义方面的一个经典攻击是：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其实这个判断只涉及到权力与利益这一个方面的关系，没有涉及到权力与责任这另一个方面的关系。若对应地套过来说，就是：权力规定责任，绝对权力规定绝对责任。

责、权、利三者的匹配

责权利三者的匹配是政治理论的基本问题，权力-利益关系和权力-责任关系是平行对称的一体两面，并无高下主次之分。之所以从自由主义的角度只侧重权-利关系，不大强调权-责关系，与自由主义对人类社会的基本假设直接相关。从“经济人”的假设出发，为政者也是“经济人”，也会利用一切机会谋求个人私利的最大化，所以对为政者首先要考虑如何制约其权力防止其擅用公权谋取私利。

但“经济人”假设并不是客观现实。在东方传统中，为政者与其说符合“经济人”假设不如说更接近“道德人”假设。按中国儒家“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标准，“经济人”假设实际上是一种小人假设。

这就是：假设为政者都是不惜将私人利益置于公益之上的恶棍和小人，若不从制度上制约他们，他们肯定会以权谋私。

而“道德人”假设则是君子假设，即假设为政者都是充满“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高尚情怀的君子士大夫，如果不给他们足够大的权力，难以发挥出他们经世济民的远大抱负。

从为政者是“道德人”的假设出发，首先遇到的问题将是如何将责任范围与相应的权力相匹配的问题，而不是如何限制权力以避免腐败的问题。这个角度就是与自由主义角度相左的威权主义角度，也就是威权体制的合法性所在。

从各国政治实践上看，两种假设都不能完全成立。

只要都是“经济人”，即使设置了一整套分权制度，配合以充分的媒体监督，仍然免不了恶棍和小人的篡权和滥权，导致政府无能、政绩恶劣。不仅如此，由于“坏的”领袖是通过“好的”制度上台的，一方面让上台的恶棍和小人都合理合法地披上了民主外衣，另一方面，反对恶棍和小人的行动反而成了对民主自由制度的攻击，使君子士大夫型的领袖处于不利的地位，于是，朝野乱象丛生，社会风气倒转。

但如果完全从“道德人”假设出发，不对权力进行制度性约束，假定官员们都会充分利用威权体制的权力自由而尽职尽责，肯定无法防止“道德人”自身的腐化变质，一旦“道德人”都蜕变成了“经济人”，由于权力不受制约，必然导致贪污腐败的大泛滥。

威权和高效难以弃于一旦

由此可见，西方式“三权分立”民主制度无非就是一种彻底抛弃了“道德人”幻想，完全按照每个人都是津津于私利的小人，而且一旦掌权必然成为恶棍的假设所完成的政治体制设计。

即使这个设计仍有可能被恶棍和小人所利用，对真正德才兼备的“道德人”领袖造成了束缚甚至压制，而且常使政府陷入低效低能、失职失责的半瘫痪状态，也只能当作是民主制度难免的弊病而加以容忍了。毕竟，最坏的情况是完全不能容忍的。

考虑到这个制度的诞生时代正是西方上帝已死、撒旦当道，每个人的人性之恶大膨胀，成群结队的goons and thugs（呆徒恶棍）横行四海巧取豪夺天下财富的殖民主义时代，仁人志士们出于保卫社会的最低愿望作出这样不得已的设计，完全可以理解。

但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或者出于捍卫本国主权、坚持自主道路的需要，或者出于保持社会整合、应对自然灾害的需要，必须要保持高效高能，必须要承担巨大的护国护民责任，如果不能如此，将有可能出现远比“经济人”对权力进行滥用更坏的情况，导致更大的国家和社会灾难，那么，这样的国家有可能选择为了制约“经济人”而放弃威权体制吗？

具体到中国的问题上，中国因为威权体制而压制了政治民主、放纵了官员的贪腐、导致了社会不公甚至积累了深层危机，这都是可以确认的事实。问题是：中国承担得了放弃威权体制、使政府因民主而失去高效能甚至陷入半瘫痪的后果吗？

在此次汶川地震救灾行动中乃至后续的预防次生灾害、灾区重建和社会恢复整个过程中，中国政府所履行的责任是巨大的，没有相应的威权和集权作支持是不大可能的。

寄望于实践的智慧

另外，中国历史上的君子士大夫传统仍在中国人的政治生活中强烈地延续着，胡温两位核心领袖的“道德人”形象在使威权体制尽可能发挥其优越方面、遏制其弊病方面起着巨大的作用，这样一种基本良好的状态暂时没有做大改变的必要。

再进一步，天灾方面的救灾只是一个方面，来自国际社会的人祸更使得中国政府不能有丝毫的弱化。当西方强权终于演变成帝国之后，中国也只能以帝国的形式保存自己。

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尽量消除威权体制被“经济人”所利用后导致的严重弊病，找出在不弱化政府威权的条件下从制度上遏制权力滥用、权力失责和官员贪腐的可行途径。这是没有前例可循也没有理论可依的探索，只能寄希望于中国人的实践智慧。

汶川地震救灾，也许是个契机。

站在第三方的评论来说这篇文章切入得很好.

'经济人'或者是'道德人'这种或是翻译上的吧.姑且将这样的看做是'善良'或者'邪恶'的一种表示.对于,责、权、利三者的匹配,我们可以看看满清后期,面临列强炮火下的中国政府的状态.诚如评论所说,那是个黑暗的,成群结队的goons and thugs（呆徒恶棍）横行四海巧取豪夺天下财富的殖民主义时代.如果现在不是,那么第一世界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中的利益冲突,俄,美,日,韩朝,中,诸国,在东亚和远东争夺的究竟是什么?那是利益.中国人有句话"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对于人性的纠缠和国际局势的细微变化.已经超过了能就一次强烈地震灾害而表述的.

当然,中国人也不会在意,是否列强还是goons and thugs（呆徒恶棍）,或者全都成为了道德人.欲壑难填.单方面提出的'善良'或者'邪恶'的领导人的问题在中国数千年文明的洪流中起伏不断.符坚,中国历史上心胸最宽阔的皇帝,那个时代的'道德人'.他败在自己的道德之前.政治荼毒人类思想,是因为新西兰拥有单纯氛围政治环境吗?这个'经济人'和'道德人'划分,确实显得很有意思.

中国特色的共产主义的规则以及美国独立民主共和制的规则,二者并不相同.共产党宣言与独立宣言的执行程度也不一样.还是那句话，我们不清楚现在是什么.封建专制,共产,共和,或者是宗教教义制,亦或是奴隶制.中国是个领土面积广大的国家,在人们目光聚集的地方.那是美好的体制,一呼百应,歌功颂德,但是在有的地方."也许只是比59年要好,能吃饱饭,饿不死人.".对于黑砖窑,对于贩卖童工,那几乎是18XX年的美国南方.

共产制的优势确实如文章中描述的那样.集全国之力,迅速的高效的.制度没错,错的是执行制度的人.所有的制度并不是书面上的文字,或者鼓惑人心的言论.那是每个人应该遵守的规则.国的规则在何方?楼主的文章里,很精妙的说了一句话,我非常同意.'寄望于实践的智慧'.就是这个实践,便能导致,有错不罚,有误不纠,甚至衍生成为,有罪不获.

中国能象自己经济增长速度那样快速的,制定出规则吗?这种规则必须是完全理性的.不能再将沿袭了数千年的传统加进来.那些天朝上邦,泱泱华夏的思想,那些盛世歌飞,美赞中华的浮华,还有,亲族一体,鸡犬升天的垢习.

中国的路还很远,很长.

温家宝说，请媒体给我们一些时间。

话的大意如此，我以为这时间的请求，不仅仅是对媒体，也是对全体国人说的。

实践，可能会有很多种结果，对结果的乐观或者悲观，无非取决于我们的信心以及在其中我们的作为。

过程中，会有建设，也会有破坏，有破有立。

如星辰所说，中国的路还很远很长。汶川地震救灾，也许是个契机。

而时间，真的很宝贵。

震后的反思，譬如老弧的反思系列，星辰的一二次建议，都是作为，都是建设，牢骚尽管逆耳，仔细品味，却也是破坏后的建设

老弧和星辰勿怪，我没有资格评判，只是谈下看法。

下面再转篇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的文章，谈“多难兴邦”的。

（节选）中国人说“多难兴邦”，这里大概有两层含义。一是指经验观察，人们可以发现在新国家或者新制度诞生之前，大多要经历种种困难与痛苦。二是指人民的期望，即在重大的困难与痛苦之后，人们希望新的国家和制度的诞生。

实际上，这也适用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不过，在实际层面，巨大的困难和痛苦并不一定会催生新的国家或者新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看，有些困难和痛苦催生了新国家和制度，但也有很多困难和痛苦并没有导致这样的结果；反之，困难和痛苦不断重复着。

换句话说，大多数人类的进步都伴随着人类的牺牲，但是在很多场合，人类经常在作无畏的牺牲。

因此，灾难发生之后，人们不仅要忍受灾难所带来的困难与痛苦，更为重要的是要去“兴邦”，建立新的国家或者制度，以便今后避免灾难或者至少把灾难所带来的困难和痛苦减到最低的限度。在四川大地震之后，很多中国人民就是这样期望的。如果这场大灾难能够为中国带来新的制度，那么这么多人的宝贵的生命就不致于白白牺牲。

实际上，至少在对付自然灾害问题上，中国的行为已经引出了人们对政治制度的反思。在以往，人们（无论海内外）都往往简单地把西方式民主视为是好的，而其它的非民主则是不好的。但现在人们则开始意识到，民主与非民主的简单划分并不能充分衡量一个政体的好坏。

无论是民主还是非民主都存在其优越性和缺失。衡量一个政体的好坏更多的是要看这个政体是否有意愿和能力来为人民提供所需要的服务。西方式民主并不见得一定有能力这样做，而非西方式政体也并不见得没有意愿和能力这样做。

中国制度所具有的动员能力不仅来自于自上而下的政府动员，而且也来自于自下而上的社会自发的动员。这次赈灾过程中，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也展现出了巨大的自觉的动员能力。并且在这种社会自觉的动员能力中，人们也发现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凝聚力。

尤其令人欣慰的是，这种凝聚力并非基于任何利益之上，而是出于最本能的对人及其生命的关怀。

然而，这次地震不仅夺去了数万人生命，摧毁了无数家园，而且更震出了中国制度所存在的缺失。没有任何制度能够阻止象地震和海啸那样的自然灾害，但有效的现代规制国家能够预防灾害或者在灾害发生时减少人类的损失。

很显然，尽管中国的制度现代化自改革开放以来有很大的进展，但中国仍然远离现代规制型国家。这里有无数的例子可举。例如，尽管中国也是一个地震多发国家，并且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唐山大地震中损失了数十万生命，但中国还没有发展出一个像日本那样的统合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各种社会组织和社会成员个体的预防地震体系来。

处于地震带的中国民众和学生很少有被告知如何应付地震，中国的家庭也没有如日本那样常备一套最基本的应付地震的急救工具。中国的楼房建设既没有地震意识更没有如日本那样需经过极其严格的防震检测。

这次地震震倒了无数的学校教室和民房。没有地震意识，所有这些楼房也就没有能力抵御地震的威胁。这也是这次地震中学生生命损失如此严重的其中一个重要因素。

更为严重的是，即使决策层有了地震意识，但体现这种意识的政策和法规的实施经常在既得利益面前大打折扣。中国有关当局在收集地震信息和材料方面也存在欠缺。尽管人类还没有能力来精确地预测地震，但如何对各种和地震有可能相关的信息保持高度警惕，人类的损失还是可以减少。

正因为这样，总理温家宝在最近的一次地震局的会议上强调要重视地震信息的收集和分析。

地震发生了，人民付出了沉重的生命和财产代价。但在赈灾过程中，国家与社会、政府与人民以及各个社会群体之间的互动正在产生出新的制度因素，指明新制度的建设方向。在国家制度建设上，人们的目标并不总是明确的。

在毛泽东之后，中国又经历了商业大潮。商业大潮彻底改变了以往的贫穷社会主义，给人们空前的改变贫穷物质生活的机会。但是也导致了“以钱为本”的局面。当钱成为衡量一切包括人的价值的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变得不可避免，国家与社会、政府和人民之间在一些关系方面的紧张也变得不可避免。

目睹地震夺走了那么多的生命，从最高领导人到普通老百姓又再次意识到人及其生命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地震又帮助人们再次确立了有关人的原则，那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就是人及其生命。没有了人，世界上的一切就无从谈起。

正如很多观察家所观察到的，很长时间以来，中国政府很少有今天那样得到人民自觉和自发的支持。原因很简单，“人”的价值成了政府所作的一切的核心。当普通人民在政府的行为中发现了自身的价值的时候，其对政府的支持就是发自内心深处的。

对人的价值的重视远远跨越政治而延伸到经济和商业等各个领域。不管喜欢与否，作为社会成员，普通老百姓用社会责任来衡量同样是社会成员的企业行为也是最自然不过了。

更难能可贵的是灾难中各种社会角色之间显现出来的少有的相互信任。人们发现，政府开始信任媒体，并给予媒体于自由的报道空间。人们也发现，政府也鼓励和接受赈灾过程中涌现出来的大量的社会自治或者志愿组织。

在舞台上活跃和发声的不再是的单一的政府，而是媒体、企业和各种各样的社会力量。人们赞美中国政府赈灾上的高效率，但如果没有所有这些角色的参与，政府赈灾的效率就会大打折扣。应当赞美的是所有赈灾场上的每一个参与者。

当然，人们所希望的制度建设，不仅仅是反映在危机处理上，更重要的是要反映在非危机时期的日常生活中。就是说，危机处理过程中所出现的诸多政府品质如责任、透明和高效等必须延伸到日常治理过程中去。

如果这样，那么“多难”就可以“兴邦”；如果是这样，那些被地震夺去生命的人们就可以在地下长眠安然瞑目了。

我国的领土仅小于于欧洲一点．对于我国的地方保护主义，强到了什么程度．有兴趣可以去网上查一下这方面的资料．

鉴于欧洲国家领土面积，这种天灾带来的觉醒程度远大于中国．汶川在地震前有多少国人知道它，了解它？国人在安享受盛世繁华的同时能为那些悲惨的照片落泪，为那些孤儿悲伤，这个时效性能持续多久．

我们依然拿黑砖窑和童工贩卖事件做出对比，那些被压迫的和被贩卖的人，死在砖窑里，死在工厂里，他们不比由于受天灾死亡或受伤的人更悲惨吗．不同意的可以另外开帖．两者的区别是，此次地震的波动．北京也感受到了，觉醒了吗？于是这样就觉醒了吗？黑砖窑导致了多少官员落马？多少高官引咎？对人们产生了什么影响．谜～～～～．当然，地震就不同了，那才是正面展示当权者的风骨和手腕的时候．天灾和人祸，确实不一样．

满清被列强用枪炮轰开大门，中国人成为东亚病夫，中国人的国都被烧抢，中国人连狗都不如．那才是＇难＇，那才使中国人觉醒，民族的悲哀．鲁迅先生用鸦片和姨太太做了个比较．我们能感受到，改革至今，身边发生了多大的变化．抱着姨太太的官员有多少？我们还象开国的时候那样从各方面管制吗？是不是人民都见怪不怪了．这样说，又回到鸦片和姨太太类比的时代了？

＇摊派捐款＇就好象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一样，是制订下来的政治任务．现在＇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恶心掉了，不过＇摊派捐款＇被保留下来．古时候，统治者看这么容易找钱，务必要弄个＂预防地震捐＂这样收上一收．好在现今还没有．多难兴邦，我们还经受得起那样的难吗？或许那时候已经被分裂，蚕食了．

很多时候，面对种种，个人会有无力的感觉，是吗？

“那不是你的错。”灾区志愿者这么对灾民说的，

许多时，我也会用这话来安慰自己。

在现实面前，许多种种于个人是无力的，是无法去一下改变的，

那个时候，我们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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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制度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都是失败的。。其根源在于民众的集体意识与制度不匹配。。

很多人反感我为什么一定要做个反对派，正如淘气说，政府做的得好，我们就要赞扬和鼓励，而我说一定还要反对，就是这个道理。。。记得小泉刚上台，调查显示支持者有八九成，然议会投票却只有６成多吧（大约如此）。。为什么呢？因为其中很多人在其他人投票赞同后自觉选择了反对。。这是对权力的警告：你并不能代表一致的意见，还有很多问题等待你的解决。。。台湾也是如此，虽然报道看似乎很乱，阿扁很卑鄙，可是政权不是因为民意而和平顺利更迭了吗？

做一个经济人，而怀兼济天下之心，这是民主之所以成功的故事；做一个道德人，无独善其身的本事，这是民主之所以失败的根源。。大凡国民愚昧体现有三：１、容易激动，感情用事，不能理智看待事物，影响政策的长远平稳。。２、容易盲从，不能自立。常因片面宣传而形成运动。。３、不能包容，不肯容许错误的存在。。因为这样的心态而容易被操纵利用，破坏法制的公平。。

所以，一切恶果皆存在于你我之中。。没有大多数人的觉醒，就没有成功的社会主义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