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转：恶性案件中的暴戾何以受到追捧

如下

短短几天，从贵州瓮安、上海闸北到湖南张家界，连续发生了几起恶性案件。然而看网络上的反应，即便是这样严重的恶性案件，嫌犯仍然获得了不少的同情乃至追捧。这不能不让人深思。
 
随着社会转型的加速，阶层分殊愈发严重，各种社会矛盾越积越深，很多人的日常情绪也被越来越多的“不平感”所支配。于是，当和权力部门发生冲突，许多人会凭着经验和想象表达不满，甚至为针对权力部门的暴力倾向叫好。
 
对权力部门不信任、不满意，本身并不可怕。但是，当人们的行为过多被这种情绪支配，发展到同情暴力的程度时，便是非常值得警惕的重大社会问题。因为如果这种心态变得普遍，公共安全将受到难以防范的威胁。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遏制这种心态的蔓延？公众产生这种暴戾的心态，一个非常重要的诱因，是权力部门的行为不慎。针对瓮安事件，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分析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些干部作风粗暴、工作方法简单，甚至随意动用警力……一出事，就把公安机关推上第一线，群众意见很大，不但导致干群关系紧张，而且促使警民关系紧张。”为此他沉重强调:“一定要慎用警力、慎用警械武器、慎用强制措施，决不能动不动就把公安政法机关推到第一线，更不能用人民民主专政的手段来对待人民群众。”
 
所以说，面对愈发流行的暴戾之气，有关权力部门亟应做出深刻反思，尤其切忌“以暴制暴”式地简单应对。只有当权力培养出理性而克制的“性格”，才能最大限度的减少产生“暴戾受到追捧”的土壤。

近来一段时期，有数起影响极为恶劣的暴力犯罪案件，矛头直接对准警务机关。。。
 
斯伟江表示，袭警案中有几个疑问待解：一是从捅伤保安到闯入警局的一系列过程中，警局内部人员为何一无所知，最终导致歹徒到四个不同楼层行凶，而未被第一时间抓获？二是虽然遭受突袭，但从发现持刀歹徒到将其制服，民警在“家门口”的排险实战中死伤为何如此惨重？以往的处置突发事件的预案为何起不到明显作用？三是涉嫌偷盗自行车的审查一事怎会使犯罪嫌疑人心中的积怨如此深厚，不惜以生命为代价？
 
自闸北袭警案发生后不到3个小时，上海市公安局陆续对外发布了有关案情的最新进展，除了案件的最终原因还在进一步侦查中以外，袭警案导致死伤民警人数、犯罪嫌疑人的初步情况等一一给予了公开披露。
 
“上海市公安局第一时间披露信息让公众最快速度掌握案件初步进展，值得赞许。但下一步，有关部门应尽快公布犯罪嫌疑人的最终施暴原因，否则，待网上传言‘满天飞’时将难以收拾。毕竟阳光是最好的‘杀毒剂’。”华东政法大学行政法教授邹荣说。
 

强化对社会的“阅读能力”
 
余凌云教授曾任职公安大学，他在接受采访时指出，要预防此类暴力袭警事件，执法部门首先要依法行政，提高执法水平。
 
在闸北袭警案中，据犯罪嫌疑人杨佳交代，其犯罪动机与警方对其涉嫌自行车盗窃的处理不满有关。几乎同时，贵州瓮安袭警案则起源于一女大学生的尸体鉴定。
 
于海说，这些暴力犯罪均源于一些看似不起眼的小矛盾，如果小矛盾得以及时化解，悲剧就有可能不会上演，暴力袭警案为我们敲响了警钟，“一切矛盾在被激发的早期就应受到执法部门的重视，而不能任其发展直至无可收拾。”
 
邹荣指出，我们不难发现，近来发生的不少暴力袭警案中，案件本身并不复杂，但都与对案件处理结果不服有关，民众为了宣泄某种不满而采取偏激行为所致，这一点值得充分重视。
 
首先，公安机关在案件处理程序上应增加透明度，有些能够公开的执法事务，不要讳莫如深。特别要强调的是，执法要以理服人，凸显柔性关怀，不能简单粗暴，特别是对那些外来打工者、小商小贩等的一些轻微违规违纪更多的是提倡教育，而绝不能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即使审查结果站得住脚，还得看执法过程离透明和公开是否还有距离。总之，增加执法过程的透明度，坚持公平正义，这是化解社会矛盾的根本道路”。
 
其次，我国目前解决矛盾的机制是存在的，但如何发挥最大效用值得深入思考，执法部门要善于听取民众的呼声和诉求，“然而，目前，有些环节不但不能起到缓解矛盾的作用。反而加剧了矛盾，对此，我们应好好加以研究。”因此，建议政府有关执法部门应加强自身对社会的“阅读能力”，关注公共利益，关注人民群众关心的切身诉求，真正将“执法为民”落到实处。 
 
此外，对某些性格孤僻、容易走极端的个人的日常教育和引导，公安等执法人员面对他们时如何科学防范、有效化解等，也是一个严峻课题，切不可小事激成大祸，最终酿成悲剧。

“个人极端暴力”成新压力
 
近一个时期来，完全由一个人策划、筹备、实施的极端暴力事件时有发生。一些安保专家认为，目前个人极端暴力行为的现实危害程度超过恐怖主义，防范难度甚于反恐，可能成为今后社会维稳工作的重中之重。
 
这些个人极端暴力事件通常都有一个明显特征，就是犯罪嫌疑人的犯罪动机往往起源于私愤，但其报复目标并不仅限于“利益直接相关人”，而出现报复目标泛化的趋势，进行“无差别伤害”。
一种是将私愤放大到对某个部门和单位的仇恨，如云南瑞丽“427”爆炸案中，案犯就是因对交警扣押其摩托车不满，而采取炸民警值班室的方式进行报复，此次上海“71”暴力袭警案也属于这类情况；
另一种则是将私愤放大到对社会的仇恨，报复社会，如造成17人死亡、40人受伤的温州“517”爆炸案，犯罪动机起因于赌博纠纷，但受害者中许多都是与犯罪嫌疑人素昧平生的无辜平民。
 
复旦大学城市公共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滕五晓说，个人极端暴力行为实施者之所以将私愤泛化放大，与社会矛盾进入易发、多发期相关。理论上，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以上，进入社会风险的高发期。。。近期一系列个人极端暴力事件中的犯罪嫌疑人大多属于这类情况。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安全问题专家张家栋博士说，美国每年都要发生个人实施的校园枪击案件，日本东京秋叶原不久前也发生持刀砍人事件。我国近期出现的个人极端暴力行为，应当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受访专家建议，除了加强对重点部门和重点设施的安保措施，提高重点人群和社会公众的安保意识之外，还要尽可能增强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发现力，注意行政执法过程中的亲和力，化解矛盾于萌芽状态。
 
有专家指出，要在个人极端暴力行为发生前发现其企图，目前看来相当难，关键是从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高度，多研究、多采取一些化解“仇恨”的办法，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对抗。

收到。

这其实是个好事情

在我国政治体制中，公安部门只是特殊的职能部门，并不是行政部门，更不是政权的组成部分或者权利代表和行使者，可能很多人都没摆正自己的位置吧。 那些伤害警察的人，其实才是真正的权利人。日常执法当中未被充分尊重的权利人，并不意味着就失去了权利。伤害权利人的结果，就是最终损害自己的利益。对于系统内个别败类的包庇纵容乃至姑息养奸等陋习，只能导致暴力后果由全体成员买单。所谓“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换个角度去思考，人家都没有鞋了，你还要去踩人家的脚，能不激怒对方吗？毕竟人民才是国家的权利主体，不管多穷多困难，也不管衣衫多么褴褛，主人毕竟是主人啊。不尊重主人的人，注定是得不到同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