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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婚人生
文/风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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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过两个月,我的公公婆婆结婚就满五十周年了,人们把五十年的婚姻称作金婚,除了称赞它的珍贵,是不是还有“稀少”的意思呢?如今的人,一是结婚年龄越来越晚;二是婚姻安全系数越来越小,满世界都流行离婚;三是人类健康令人担心,癌症、“三高”及肥胖等富贵病越来越低龄化;四是天灾多:地震、洪水、火灾、非典、爱滋病样样都是杀人刀;五是人祸重:桥塌、楼倒、飞机轮船失事、车祸、假药、生产事故、医疗事故…… 能在婚姻中携手共走五十年的人,有多少?
以此文,纪念我的公婆五十年共度风雨人生。
(一)苦命伉俪
公公出生于1930年,幼年丧母,父亲拉着他兄弟四个,穷得吃不上饭。11岁时去当学徒,换回点粮食养活弟弟们,13岁那年被掌柜的卖了劳工,去给日本鬼子修工事。听说修完工事后日本鬼子要把这批劳工灭口,他找个空子逃了出来,沿着铁路从青岛跑回潍坊,保住了一条小命。后来他参加解放军,走上了革命道路。
公公年轻时相貌俊秀,一米八的个头,一身戎装英气逼人,就是家里穷得丁当响。到了说亲的年龄,条件稍好一点的人家,谁愿把女儿嫁给穷汉?偏他父亲又是个“老古板”,几个不嫌他穷的姑娘来相亲,他父亲全看不中,说人家面相不带福气。后来公公的二弟作媒,介绍了我的婆婆。要不说婚姻要相信缘份嘛,一见面,双方就相中了。
如果说公公家里穷得丁当响,那婆婆家里就是穷得响丁当。
婆婆的母亲是个基督徒,家里稍有点吃的,就拿去分给教友,全不顾自己孩子饥寒;婆婆的父亲啥活也不干,天天烂醉有钱就赌。婆婆自十五岁当家,话语不多,凡事爱琢磨,经营过几年“打火烧”的小生意,别人家是火烧好卖就多打,她不,她将买面的斤数控制在57斤左右,每月买面决不超过59斤,因为一旦满60斤,就得按规定交税。即使多打了几斤火烧,却多赚不了钱。
大约就因为婆婆有这种不言不语不张扬的沉稳劲儿,相亲时,公公的父亲才认为她是个“有福气”的人吧,而婆婆能看中公公,是因为他“老实,一看就是个厚道善良的人。”岂止这些呵,公公那时可是个不折不扣的帅哥!每当我们在家说公公年轻时长得好看,婆婆就说,大鼻子黑脸,好看什么!
对呵,我婆婆做女孩子时,人称“小白羊”,她的皮肤不只是白,还不起褶儿,七十多岁的老太太了,脸上就没有一条皱纹,说出来谁信呢?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公公和婆婆举行了简单的婚礼,没有结婚照片,领了个结婚证,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丢了。这个“二十日”,是我在写这篇文章时,凭婆婆的记忆推算出来的,我非要问出个具体的日期,公公很干脆地回答“不知道”,婆婆说:结婚十天就是洋历年呢。
我追根刨底:是结婚的第十天,还是结婚后过了十天?婆婆很努力地想了半天,摇了摇头:忘了。
我就把这个日子确定为二十日吧,因为这是个“双日”,双日是结婚的吉日。
(二)夫唱妇随
我翻遍婆婆所有的影集,想找一张她和公公结婚前的合影,没有找到,最早的是一张二寸黑白半身照,公公穿着军装,留着三七偏分的发式,面含笑意,婆婆穿着圆领花布衫,头上偏扎着一个蝴蝶结,发梢柔软地垂在肩上。我问这是哪年照的,婆婆说,照这相时我怀着老大五个月呢,那就是一九五七年了,婆婆二十二岁,虽有身孕,但看上去还是个清纯文静的女孩子,是潍县望留公社饭店职工,一九六O年八月,她放弃了饭店的工作,带着一儿一女到公公所在的部队当了随军家属。
婆婆当了多年的随军家属,这种身份和当时的时代背景,决定了他们“夫唱妇随”的生活模式。公公是个一心工作不顾家的人,家中一切全靠婆婆打理,我老公的的三个哥姐先后出生在一九五七到一九六二年之间,都赶上了“大跃进”之后的“三年困难时期”,家里常常缺吃少穿,偏偏公公那几年在不同的地区间经常调防,家属随行又不同步,公公调到了武汉,婆婆领着孩子们刚搬去没几天,公公又调往孝感,婆婆他们刚搬到孝感,公公又调往开封……听婆婆讲这段日子,仿佛游牧民族的那种居无定所,只不过牧民随着草情走,而婆婆是跟着公公走,公公走到哪里,哪里就是她的家。
一九六九年,公公从连长岗位复员,与婆婆带着两对儿女回到家乡,靠着公公的复员费和婆婆过日子的勤俭,盖起了自己的房屋。婆婆四十岁时去参加了“东战区赤脚医生训练班”,学完后回村里当了七年的“赤脚医生”,她很为病人着想,医术好,又有责任心,赢得了乡亲们的信任,在村里留下了很好的口碑。
一九七六年(打倒了“四人帮”后)国家落实政策,给我公公安排工作、转了城镇户口,婆婆带着孩子们留在农村,虽然分居两地,但好在相隔不远。又过了两年,公公具备了家属“农转非”条件,将婆婆和儿女们分批“农转非”带到身边,有了稳定安宁的家庭生活,这时,公婆已年近半百。
(三)军旅生涯
我把公公的军旅生涯单列为一节,因为这些经历,仿佛游离在他的婚姻之外,却又是他生命中不可忽略的,部队和战争占有了他所有的青春,也锻造了他人生的光荣和辉煌。
可是,当这些血火充斥的岁月落到我的指尖,却变成了一份干巴巴的履历。因为,用我老公的话说“咱爸这些事,得用一部长篇小说才能写得下”。
为了记述的方便,我暂用“他”字代表我的公公,以履历般的简约,记述如下:
1947年,17岁的他被国民党抓了兵。
1949年8月,他是国民党部队的一个班长,在战场上带领全班起义,受到解放军的热烈欢迎,就地给他们配发了弹药,掉转枪口打国民党。后来他被收编到解放军 15军45师135团,在“千里追击”、“解放两广”(广东、广西)和“西南剿匪”(西南:云南、贵州、四川)中参加过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战斗。
1950年10月在抗美援朝中渡江作战,参加过“沙五郎四战役”(音记,名字不准确,是第五次战役前的一次小型战役)、“第五次战役”和一次不知名的阻击战。1952年2月回国领炮(他那时是炮车长),年底带炮再次入朝,1953年参加上甘岭战役,上甘岭战役结束,又参加了坚守东海岸战斗。1953年停战后回国。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授衔,他被授为少尉排长。
1963年9月他所在的部队改为空降兵。时年44岁的他去学跳伞,完成跳伞任务后,从河南省开封市调往湖北省孝感县,在15军军部飞机场任场务运输连(由场务连和运输连两个连组成)连长;
1969年5月复员,回家乡后当过民办教师、村支书,参加了原潍县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1972年林彪集团被粉碎后落实政策,分配工作到潍县汽车队,后调入潍县化肥厂,以工代干,城镇户口。
1976年打倒四人帮后恢复了干部身份,级别行政18级,在潍坊第三染织厂做行政工作。
1990年11月离休,享受副县级干部待遇。
记述三个小故事:
(一)在朝鲜战场上,有一次他坐在防空洞洞口上边,解下背包想伸个懒腰儿,防空洞里一个战士跟他闹玩儿,抓住他两腿“下来吧你!”把他拖了下来,就在这时,一发炮弹巧巧地落在他刚才坐的地方,把他的背包炸得没了影。
(二)还是在抗美援朝的一次战斗中,他和战友们三天三夜没吃饭,后来他们把战死的马剥了皮,用炮弹箱子煮马肉,煮得半生不熟,吃伤了胃,经常胃疼。回国后一直没治好,1963年当伞兵期间病情加重。1969年复员时,除了4000元复员费,部队还特别给了他700元的医疗费。复员后他常年受胃病折磨,终于在1983年恶化成“胃穿孔”,通过手术把胃切掉了三分之二。
(三)1968年,部队要提他当团副参谋长,到他家乡搞政审。那时他的父亲和四弟都在家乡,正是文革时期,他的父亲和四弟是“大联合”而当权者是“东方红”,不一个派别。“东方红”就向部队来政审的干部编造,说他的父亲是国民党黄埔军校的毕业生,是黄埔的学生就是国民党,属于严重的政治问题,政审没通过,没有提拔成,他就在连长这个位置上一直干到复员。
(四)养儿育女
婆婆是个吃苦耐劳精明能干的人,象她那个年代的许多女人一样,她没能上学,虽然做过小买卖、干过饭店、当过赤脚医生,但最终没有一个可以填写在履历表上的“职业”,用婆婆自己的话说是“一辈子手心向上”(向别人要钱花),但这抿抹不了婆婆的勤劳能干,她勤俭持家养儿育女,是全家的“功臣”。尤其是公公当兵的那些年月,家穷孩小,家里的大事小事靠婆婆一手操持,就连生孩子也没人照顾,晚上分娩生下老三,次日清晨自己就去清洗沾了血迹的尿布床单。那年月基本就没有什么节育措施,当婆婆发现自己又一次怀上孩子的时候,从墙头上往下跳过,俯身趴在卖冰糕的木箱上“担”过,一心要流产,可这孩子偏就不下来,怀到足月平安降生,就是我的老公。婆婆说这段往事时,我玩笑地说“妈你多亏没把他跳下来担下来,要不,我可就没机会进这个家门了!”
二女儿长到三岁时,得了个拉肚子的急病,送进公公当时所在部队的诊所,眼瞅着孩子就不行了,医生说“打上这一针,能不能熬过来就得看这孩子的命了,你们准备后事吧”,到了天亮,孩子竟然活了过来,医生说:如果再晚送来十分钟,这孩子就没救了;还是二女儿,四岁时跑跳中摔倒咬了舌头:中间咬断了,只在两边还连着一点点,送到医院作了缝合,舌头保住了,可好几年说话不清楚,所幸没有留下残疾;我的老公九个月大的时候,患了脑膜炎,送进孝感城里一家医院,那一天共有七个孩子因这病送进去,只救活了我老公一个。公公不在家,一个孩子生病,婆婆就得把另外三个全带进医院,受累是小,难过是的心里的煎熬。
俗话说没有过不去的山,公公和婆婆在艰苦中把四个孩子拉扯大,并给孩子们树立了良好的家风,孩子们先后上学、工作、成家,他们在单位上工作努力遵规守矩,在家里尊老爱幼勤俭持家,两个女儿对她们的婆婆都很孝顺,因为她们记住了母亲的一句话“待你们的婆婆好,就是待我好”。我的大伯嫂对公婆一向百依百顺,为后进家门的我树下了榜样。
公婆熬下的这一家子,哥嫂已于十几年前双双下岗,大姐夫妻俩在胜利油田工作,小姐姐夫妻俩是潍坊化纤厂工人,我和老公是警察,虽然工作不同、经济条件不同、所在地区不同,但大家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话,四个小家庭之间关系十分亲密,兄弟姐妹妯娌姑嫂之间,从未有过矛盾。周末或节假日,大家就聚到公婆面前来,尤其到了公婆晚年,孩子们都有了自己的儿女,也一起带着来聚,一是人多热闹公婆开心,二是给下一辈的孩子从小提供了亲密相处的机会和孝顺老人的榜样。
公婆这一家,是我见过的最亲密最合睦的大家庭。
(五)疾病之苦
中年之后,公婆的身体状况一直都不好。
公公先后开过六次刀,除了两次割眼睛白内障,其余四次都开膛破肚:第一次是胃穿孔,把胃割去三分之二;第二次是胆结石,摘除了胆襄;第三次是肝内胆总管里有泥沙样结石,开刀清理;第四次是残胃摘除。此外,他那三十年的慢性气管炎,数年前就发展成了肺心症,还患有肾襄肿、血压低、贫血,今年又添了一样“老年性癫痫”。
就这,生活中还得照顾比他小五岁的我的婆婆。
我婆婆是个急性子,急性子的人干起活来不要命,还爱生气。小姑娘时因为帮人忙了一天麦收,没得到事先说定的一个“麦个子”(一小捆),生着气吃了口凉饭,得了胃病,疼了好多年;后来当随军家属时,患了偏头疼,吃药打针都不见效,有一回去食堂买饭,遇到一个老军医,“他在我眼皮上贴着我眼珠子就扎了一针”,婆婆说,一针就扎好了!文革期间,在饭店里一起卖馒头的一个女伴被抓去“游街”,把她吓出了神经病,一犯病就疯得不认人,举着菜刀满街跑,医生给她做电疗,“电一回死过去一回”,可竟然慢慢就好了;不知从哪年开始,婆婆又患了血压高、心脏病(冠心病、心绞疼)、骨质增生(长骨刺)、风湿和类风湿性关节炎,一九八七年春天,她晨起小解时中风倒在了公厕里,多亏救治及时,没有瘫在床上,但右半边身体从此就是麻木的,吃饭若不留意,右口角会漏饭粒,右手只能抓住大的物件,小东西拿不牢靠,右脚的鞋子怎么穿也不舒服,打吊针的时候只能扎左手,扎在右手上就滴不顺畅,后来她又患了糖尿病,右眼视力急剧衰退到0.1,通过做“高压氧”,治疗并稳定到了0.5。再后来她又中过一次风,好在堵塞的是三处毛细血管,二十多天卧床治疗后,没留下大碍。到二OO四年初夏,她的两只膝盖疼得近两年没走出我家小院的门口了,医生说她双膝的“半月板”与膝骨之间有“渣子”,冒着糖尿病人开刀不易愈合的危险做了手术,出院后双膝出现水肿,每周去医院抽一次水(用注射器扎到膝盖骨缝里抽),待水肿基本消除后,疼痛却又卷土重来,这时我老公打听到一个民间偏方,说昌邑(山东省昌邑市)有人用灯烤能治好腿疼,有病乱投医呵,我们就带着婆婆去了。那时我女儿刚满一岁,又要天天上班,不能去陪护,夫的两个姐姐陪在那里,一烤就是半个月!这半个月里,一个瓦数硕大的电灯泡每天24小时不间断地烤在婆婆膝盖上(小便都不能停),隔着一公分多厚的敷药层,把腿上的肉都烤成半熟!婆婆烤完一条腿后就不敢再烤另一条,回家数月后,膝以上那一段大腿的肉,还是“熟肉”的颜色。
我还记得二OO一年冬,公公和婆婆都吃中药,因为药的剂量很大,大姐从东营给买了一个大大的砂锅回来,为了防止吃错,专门买了两个一号搪瓷盆子:纯白的公公用,带花婆婆使。一剂药煎出满满一盆,三天服完,就这样吃了一整个冬天。次年春,公公去检查一冬的中药把肝内胆管里的结石清掉没有,却发现当年割剩的那一点残胃又发生病变,再次做了手术。
(六)深情祝福
回顾公婆五十年来的风雨人生,在艰难困苦的岁月中他们相濡以沫,有泪水有欢笑,有过争执也有过伤心,但他们的日子总是一步步走出贫穷走向幸福,尽管身体多病,尽管公公离休前所在的工厂一直在拖欠他的医药费,但两位老人对当下的生活十分满足,对国家对社会始终怀着一颗感恩的心,用公公婆婆的话说:能过上今天的好日子,多亏了共产党!
是的,今天的幸福,是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强盛给我们带来的,我们没有理由不感谢共产党。这对耄耋老人用自己一生的亲历,悟出了这个金子般的道理,让我感动也让我受到教育。当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我们的生活还会从小康走向富裕,在此,我代表全家祝愿两位老人健康长寿,你们的健康就是全家的幸福。
(2007-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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