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侠小说三次大规模创新及大陆新武侠的突围〔作者 汤哲声〕
20世纪中国武侠小说的创作十分繁荣。繁荣局面的形成来自于武侠小说三次大规模的创新运动。
第一次创新运动由向恺然《江湖奇侠传》引发。这部1923年的作品使中国武侠小说创作从“江山”转向“江湖”。武侠小说是中国的“国粹”,一直到清末民初,历代以来,其价值取向不是保江山就是打江山;人物不是为了君王打江山,就是跟在清官后面平叛捕盗。而《江湖奇侠传》则从浏阳、平江两地农民争“水陆码头”写起,演化成昆仑、崆峒两派江湖人士争斗,演绎成一则江湖故事。从“江山”转向“江湖”给武侠小说带来的最大好处是拓展了小说的传奇空间。武侠小说本来就是以传奇取胜。在“江山意识”的要求下,武侠的传奇性只表现在武侠人物的行为动作上。转向“江湖世界”后,武侠的传奇性就不仅依托在人物的行为动作上,还体现在他们的生活环境中。同样,在“江山意识”的要求下,侠客即使任务再神奇,也是次要人物。而当武侠小说转向“江湖世界”后,武侠人物就成为了小说的主要人物。《江湖奇侠传》价值取向的转型以及由此带来的效果显然是被当时的武侠作家体会到了,他们为武侠人物设计了自己的生活空间。江湖故事的虚构性很强,可以由此一波一波地写下去,可以一个人物一个人物地生发开来,武侠小说的“系列”也就形成了。李寿民的“蜀山系列”,正传、外传、别传、前传、后传……达到了30多部,一个大型的树状结构描述了一个大型的武林家族。
第二次创新运动由朱贞木《七杀碑》完成。《七杀碑》的最大贡献是将武侠与历史结合起来,使得武侠小说历史化。武侠小说在江湖世界里增强了小说的传奇色彩,但是故事有一种飘渺之感,而一旦以历史事件为背景,不管武侠故事如何传奇,它都有了“根”,给人以真实之感和厚重之感。由于武侠小说与历史的“攀亲结故”,武侠故事就有了无穷的历史“根据”。
武侠小说第三次创新运动由金庸等人完成。他们把武侠小说带到了文化的境界。严格地说,金庸小说可称之为“文化武侠小说”,最突出的贡献是将俗文化与雅文化结合起来,让武侠小说成为雅俗共赏的文体。从小说价值取向的层面上说,他将中国传统世俗道德观念与包含“五四”精英意识的“人的文学”结合起来,较圆满地解决了依据中国传统文化写“人的文学”的问题。与周作人提出的“人的文学”不同之处在于,他在肯定和要求人的价值同时,依据世俗道德文化进行人格的自我完善,目的在于维护和宣扬中国传统世俗道德文化。在生活层面上,金庸将世俗的武功、饮食、技艺等各方面雅致化、精致化,俗中带雅,雅因俗成,俗为表象,雅蕴其中。
了解了中国武侠小说的现有水平,再来考察三次创新运动的基本思路。
第一次创新运动实际上是一次“文体的融合”。向恺然等人将武侠引进江湖世界,基本思路是以中国传统的神魔、奇幻小说架构武侠小说。江湖门派东西南北中各自称尊,就如神魔、奇幻小说中的四方尊神。武侠人物腾云驾雾、翻江倒海,展示出各种超自然的力量,显然是神魔人物的“神魔本领”的翻版。不过,在融进神魔色彩的同时,武侠小说还是保持了世俗化的本色。它们宣扬的还是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人物正邪分明,正者不仅是中国道德规范的表现者、执行者,行为举止也是儒雅风流;邪者则“邪”在缺少“做人”起码的要求,粗陋淫荡。这样的美学风格和文化价值标准符合当时广大市民的阅读口味,所以,武侠小说很快风靡起来,成了当时市民文学的“佳品”。
第二次创新运动是一次“学科的融合”。朱贞木实际上是把历史学科引进到武侠创作中来。历史学科的介入给予武侠小说美学构成的最大贡献是“真实性”,似乎历史就是这么构成的。对武侠人物来说,打斗之中多了几分历史兴亡的内涵,豪杰之气中有了更多的英雄气概。此时武侠小说的历史观还是传统的“正史观”,国家观念和民族观念高于一切。这样的美学风格和价值标准同样符合当时市民的阅读口味,所以又一次地掀起了武侠小说的阅读高潮。
第三次创新运动是一次“文化的融合”。金庸等人的武侠小说给人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始终强调“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始终强调传统的“做人”标准。他们小说中的大侠,是行为特异者,但必定是君子,在这些传统的文化价值和“做人”标准中又有着丰富多彩的人性、人情表现。这样的特色说明了金庸等人的武侠小说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底,而将“五四”以来的精英文化融入其中。“五四”以来的精英文化有很强的世界现代文化的色彩,金庸等人的武侠小说也因此与世界现代文化具有了很深的渊源。
对历史的回顾无非是为提升大陆新武侠的文体境界寻求启迪。中国武侠小说的每一次变革都是深刻的结构性变革和思维性变革,也只有结构性变革和思维性变革才称得上“新的境界”。近几年来以《今古传奇·武侠版》为核心阵地,中国大陆出现了一批武侠小说创作的生力军。小椴、小米、沧月、沈璎璎、步非烟、糖小小讯、时未寒、李亮等青年作家给大陆武侠小说创作带来了虎虎生气。他们并不纠缠于武侠小说的“侠义精神”,甚至鄙视“侠义精神”,他们表现的是人性和人情,是自我生命力的释放。“何为正?何为邪?何为忠奸,何为黑白?堪令英雄儿女,心中冰炭摧折。”沧月《东风破》的这几句结束语相当准确地说出了他们武侠小说的价值观念。他们写武侠小说决不是要写“武侠”的小说,而是借武侠小说特有的情境和武侠人物特有的身份,在恩和仇、爱和恨、必然和偶然、规矩和放纵之间直接逼问人的本性和本能,从中搜寻其存在的意义。他们都很明白武侠小说要说故事,也都善于编织情节。在寻找自我和身份辨认之中,把平常之事转换成不平常;在对抗之中写事件的突变,从而加强情节的张力;
神秘的气氛中构造诡异,在自然之中推崇超自然……
这一批在新时期成长起来的作家,人性追求和个性释放直接影响了他们人生观和文学观的形成,根本就不顾忌什么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也根本不顾忌什么雅文化提升和俗文化普及,只是将自己的观念表现出来,只是将自己认为最有价值的人生“活法”展现出来。他们的文学修养更多来自于新时期以来中外文学作品的阅读,金庸、梁羽生、古龙等人的小说对他们的创作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不过,他们的小说还不能称之为“武侠小说的新境界”,因为他们的那些新还没有达到变革既有的武侠小说创作结构和创作思维的地步。在我看来,他们有两大问题急需解决。一是如何摆脱既有的武侠小说模式,特别是金、梁、古作品的影子,建立独特的武侠小说审美形态。二是如何加强小说中的文化内涵。以人为创作的中心是现代小说的基本原则,高雅小说如此,通俗小说也如此。在新文学的影响下,中国武侠小说写人的问题在20世纪30年代就基本上解决了,王度庐的小说、白羽的小说都是以写人性和人情而取胜,到了金庸、梁羽生、古龙等人的小说中,人性与人情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近年来的大陆年轻作家一下笔就能做到这一点,说明他们起点很高,但是写“人”不能看作他们“新”的标志。因为这是现代小说的基本线索,而且前人已经将武侠小说推到了这个境界。要想有新的突破,就应该寻找新的突破口。
新的突破口在哪里?文化应该说是最佳的选择点。写文化不仅是表现复杂的人性和人情,更是揭示出形成如此复杂的人性和人情背后的力量;写文化不仅是展示故事情节的传奇和曲折,更是揭示故事情节传奇曲折的必然性。将文化穿插在小说创作中,武侠小说的内涵自然会产生厚重感。其实,金庸等人超越前人的秘诀也就在这里,他们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同时用武侠小说演绎中国的传统文化。大陆的青年作家要想超越金庸等人,就应该在保持金庸等人演绎中国传统文化水平的同时,更多角度、更多层次地演绎各类文化。
“大陆新武侠”的“新”,界定可以有多种标准,可以是人性写作,也可以是女性写作,可以是动漫写作,也可以是网络写作。但不管怎样设定,自我和厚重都是需要的,因为只有有了自我才能称得上超越,只有有了厚重才会出现大师。只有有了自我创作个性的大师辈出,中国武侠小说才会进入一个新的境界。中国武侠小说的发展历史就是这样写成的。
梁羽生:一个优哉游哉的老头
梁羽生老了,但是老得优雅从容而可爱,趁着有媒体同行去香港采访梁先生的好机会,记者也拜托她们带去了问候和几个小问题。
问:梁先生,您现在的生活和武侠还有一些关联么?还看武侠小说么,还有写武侠作品的可能么。或者就像一位大侠一样,过着半隐居的生活呢。
答:目前和夫人一起生活在澳洲雪梨,除了有的时候去澳洲的大学讲学之外,(题目多半和中国文化比如对联、书法等有关)基本和外界传媒没有太多联络。写武侠必须有充沛的想像力,我现在老了,也许写作技法更加娴熟,但是却缺乏想像力,所以不会再写武侠了。
问:您的小说里,经常频繁出现类似“米粒之珠,也放光华”这样的句子,读者看到这里,都忍不住会心一笑,读者都把这些特别的带着古典武侠气息的梁氏幽默,看成是您作品的风格之一,在上一代的武侠作家中,你比较偏爱谁的作品?
答:喜欢公白羽 ,这点从我的笔名里面就能看出来了。
问:武侠小说之“侠”,其精髓在哪里?
答:侠一方面要有统览天下的眼光,一方面也要有孤怀,也就是对事情要有自己的想法,不能流于公论。
温瑞安:巨侠的幸福时光
以《四大名捕》扬名武侠界的温瑞安,喜欢别人称他“温巨侠”,如今,巨侠的幸福生活多了一个人参与,那就是他快满周岁的小儿子:温凉玉。
由于已经在内地成立了工作室,所以温瑞安目前在积蓄力量,来完成以前未完成的武侠作品。初步拟定的是《少年无情》或者《天下无敌》。《少年无情》如今正在《今古传奇·武侠版》连载刊发。2004年开始,“温瑞安武侠系列”泰文版在泰国年度书
上推出,每月一套,首推《温柔的刀》。
《四大名捕斗将军》已在南方影视频道播出。《四大名捕逆水寒》在银川的拍摄已经杀青,其中戚少商一角由张智霖饰演。香港无线2004年的重头戏《惊艳一枪》在今年2月也已经开拍。
“四大名捕”系列电玩在2003年12月推出,中国内地以及香港、台湾地区同步发行,随后是马来西亚、泰国、韩国等地。
“漫画四大名捕”港版已经在2003年10月转为周刊,现已发行至中国内地以及台湾地区,马来西亚和泰国、韩国都将有售。